四月十五，皇上在江宁府学召见江南士子。这事早传开了，那天府学外人头攒动，都想看看当今圣上是什么模样，听听他会问什么话。
吴良也带着张砚去了，不过没挤在前头，而是站在远处一个茶楼的二楼，窗户正对着府学大门。从这儿能看到士子们排队进去，也能隐约听见里头的动静，虽然听不清具体说什么，但能听见皇上问话的声音，平和，清朗；也能听见士子们答话，有的从容，有的紧张。
召见持续了一个多时辰。结束后，士子们陆续出来，有的面带喜色，有的若有所思，还有的神色凝重。吴良一直站在窗前看，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才转身下楼。
“走，去个地方。”
他领着张砚穿街过巷，最后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巷子尽头有座小院，门虚掩着。吴良推门进去，院里没人，正房的门开着，里头坐着个人。
是个五十来岁的文士，穿着半旧的蓝布长衫，正在喝茶。看见吴良，他站起身，拱了拱手：“吴先生。”
吴良还礼，示意张砚在门外等着，自己进了屋。门没关严，留了条缝。张砚站在廊下，能听见里头的对话。
“今日府学召见，秦兄可去了？”吴良问。
“去了。”文士声音温和，“蒙皇上垂问，问了《尚书》里‘民惟邦本’几句的释义。”
“秦兄如何答的？”
“按朱子注疏答的，不敢妄议。”
两人又说了些别的，多是诗文学问上的事。听起来，这文士是当地一个颇有声望的塾师，弟子不少，但自己屡试不第，如今以教书为生。
约莫一刻钟后，吴良出来，递给文士一个小布袋。文士接过，掂了掂，没打开，只躬身道谢。
离开小院，张砚忍不住问：“这人是谁？”
“秦望之，本地秀才，教书的。”吴良说，“他有个弟弟，在福建水师当个小官。去年因亏空粮饷被参，本来要革职查办的，曹寅说了句话，保下来了。”
张砚明白了。这是交易。吴良通过曹寅的关系，保了秦望之弟弟的官职；秦望之则为摹形司提供当地士林的动向，谁对朝廷不满，谁私下串联，谁可能借南巡之机生事。
“像他这样的人，南京还有几个？”张砚问。
“五六个吧。”吴良说，“各地都有。有些是图利，有些是怕事，有些是……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
张砚想起那些源源不断的密报。原来不只是曹寅这样的皇商在提供，还有这些散布在民间的眼线。
四月十八，发生了一件让张砚意外的事。
那天下午，吴良让他去城南一家书局买几本新出的时文选。书局在秦淮河附近，张砚买完书出来，顺着河沿往回走。正是春日午后，阳光暖和，河边柳树垂丝，游人如织。
走到文德桥附近，他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人站在桥头，凭栏看水，穿着靛青长衫，身形瘦高，背微微有些驼。张砚心里咯噔一下。
他加快脚步走过去。离得近了，看清那人的侧脸——四十出头，长方脸，蓄着短须，鼻梁挺直。不会错，是周子安。
周子安是张砚在绍兴时的同窗。两人同一年进县学，住同一间斋舍，一起读书，一起应试。后来张砚家道中落，去衙门做了书吏；周子安则继续苦读，考了两次乡试都没中，后来听说去了南京，投奔一个远亲，再往后就断了音讯。
算起来，两人有七八年没见了。
张砚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拍了拍那人的肩：“子安兄？”
那人转过身。看见张砚，他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茫然：“这位兄台是……”
“是我啊，张砚。绍兴府学，咱们同住过两年。”
周子安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容却有些生硬：“啊……是张兄。多年不见，一时没认出来，恕罪恕罪。”
张砚也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子安兄何时来的南京？”
“来了有几年了。”周子安说，“在亲戚家帮忙，做些文书杂事。张兄呢？怎么也在南京？”
“随……随东家来办点事。”张砚含糊带过，“子安兄如今住在何处？改日登门拜访。”
周子安报了个地址，在城南颜料坊附近。又说自己如今忙，常常不在家，拜访就不必了。
两人站在桥头寒暄了几句。张砚觉得周子安有些不对劲。说话时眼神总飘忽，不直视他；问起绍兴旧事，他答得含糊，有些细节明显记错了；而且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拘谨，不像当年那个洒脱爱笑的同窗。
聊了不到一刻钟，周子安就说有事，匆匆告辞了。张砚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心里那点疑惑越来越浓。
回到住处，他把这事跟吴良说了。吴良正在整理今天的记录，头也没抬：“认错人了吧。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