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不知何时走到桌边，俯身看记录。他伸出苍白的手指，点在张砚那份上：“这里，有痣的说‘杨大哥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没痣的怎么说？”
陈焕翻页：“‘杨大哥从怀中取出一个用蓝布裹着的东西’。”
“意思一样，措辞不同。”吴良直起身，“这才是正常的。人记事儿，记的是意思，不是原话。除非……”他没说下去，转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除非这些话，是有人一句一句教给他们，反复演练，刻进骨头里的。”
堂屋里静下来。张砚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字，那些字好像在动，扭曲成他不认识的样子。
“那……他们谁是杨起隆的余党？”陈焕小声问。
吴良转回身，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平静无波的表情：“都是，也都不是。”
这话说得云山雾罩。张砚还想再问，吴良已经换了话题：“初稿留下，你们各自回去整理一份详录。未时交给我。”
回到记录室，张砚对着初稿发呆。窗外的槐树枝在风里摇晃，影子投在纸上，像鬼画符。
他拿起笔，开始誊写。写着写着，笔尖停在一个地方。
口供里提到腊月二十二那晚，车马店后院“有狗叫”。有痣的说的是“店里的黄狗叫了几声”，没痣的说的是“听见外头狗叫，是条黄狗”。
太细了。
张砚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他想起在绍兴衙门时，审过一桩盗窃案。两个嫌犯都声称案发时在对方家里喝酒，说辞也大致对得上，但细问酒菜——一个说吃了卤牛肉，一个说吃了酱牛肉；一个说喝了三杯，一个说喝了四五杯。人脑不是账簿，记不了那么清。
除非……
他不敢往下想。
未时交稿时，吴良正在泡茶。是个扁圆的紫砂壶，壶身刻着梅枝。他斟了三杯，推给张砚三人。
“喝口茶，定定神。”
茶汤清亮，香气却有些怪，不似寻常的龙井香片，倒有股草药味。张砚抿了一口，微苦，回甘很慢。
“今天的初校，你们怎么看？”吴良问，眼睛看着茶杯里漂浮的叶梗。
周伯先开口：“两人供词相似度过高，必有一假。或两人皆假。”
陈焕迟疑：“可若是假的，为何要冒充杨起隆余党？那是灭族的罪。”
“为了活着。”吴良吹开茶沫，轻啜一口，“在这里，有用的人才能活。当个余党，当个证人，当个样本，总比当个无名无姓的尸体强。”
样本。张砚又听到这个词。他想起夜里那些复诵声，整齐划一，像一群人在同时默写。
“那……真的杨起隆余党呢？”他忍不住问。
吴良抬眼看他，看了很久，久到张砚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康熙十二年冬天，北京城里抓了一百四十七人，都说是杨起隆同党。”吴良放下茶杯，杯底碰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凌迟的三十六，斩首的五十一，剩下的流放宁古塔。到如今，八年过去了。你说，真的余党在哪？”
不在刑场，就在流放路上枯骨成灰。
“可这些人……”张砚指指桌上的口供记录。
“这些人，是后来从各地送来的。”吴良语气平淡，像在说天气，“山东、河南、湖广，隔几年就冒出来一个两个，都说自己是当年那伙人里的漏网之鱼。供词大同小异，细节严丝合缝。你说怪不怪？”
怪。怪极了。
“好了。”吴良起身，“今日就到这儿。回去歇着吧。张砚，你留一下。”
周伯和陈焕退出去，带上门。屋里只剩两人，茶香和那股草药味混在一起，闷得人头晕。
吴良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蓝布封面，没有字。他推到张砚面前。
“打开看看。”
张砚翻开。册子里是密密麻麻的表格，列着日期、编号、相似度百分比。最早的一页是康熙十三年，最晚的是去年腊月。相似度从最初的“约七成”，慢慢变成“七成五”“八成”“八成五”，最近的一条赫然写着：“戊午年腊月，丁字十一号与戊字三号，供词相似度九成二。”
“这是……”
“历年‘杨起隆余党’口供的比对记录。”吴良站在窗前，背影瘦削，“你看出门道了么？”
张砚手指划过那些数字。七年时间，相似度从七成升到九成二。越来越像，越来越整齐。
“有人在……打磨他们。”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发干。
“不是打磨。”吴良转过身，脸上难得露出一丝近似疲惫的神色，“是校准。就像匠人做东西，总得有个尺子。这些人，就是彼此的尺子。一个错了，拿另一个来对。对着对着，就都对上了。”
“尺子……”张砚话说到一半，忽然明白了。
尺子也有源头，总得有第一把尺子。那个源头，可能就是第一个被抓的、真正的余党。或者，连那个“第一个”也不是源头。
这是个没有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