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峭春寒尚未完全褪去，但整个帝国的文脉已被一股炽热的风潮所席卷——三年一度的礼部试，即春闱科考，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新君李治登基后的首次大考，意义非凡。
而主考官的身份，更是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以什么封侯都不清楚、整天戴着傩面、行事作风迥异常人的忠勇侯江逸风，被皇帝李治钦点为知贡举，总领本届科考。
原本按惯例，应由礼部尚书于志宁（同时任侍中，位同宰相）担任主考或至少深度参与。
但于志宁，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重臣，以“侍中事务繁剧，恐难兼顾”为由，极其“识趣”地将这烫手山芋推了出去，只指派了礼部侍郎李友益作为副主考协助江逸风。
这一推，便将本届春闱的绝对主导权，拱手送到了江逸风手中。
一时间，朝野侧目。
寒门士子看到了打破门阀垄断的希望，而世家大族则如临大敌，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唐代科举，尤其是最高级别的礼部试（省试），已形成一套相对完备但弊端渐生的制度。
报名与保结： 各州县选拔出的“乡贡”举子，需携带州府出具的“解状”（证明身份和资格的文书）和“家状”（写明籍贯、三代名讳、身份），于年前抵达长安，在礼部报到。
同时，需要京官五品以上作保人，担保其身份清白、品行无亏。
这一环节，无形中已将大量没有门路、找不到高品级保人的寒门子弟挡在了门外。
报到时，礼部胥吏的刁难与索贿，亦是常态。
考试时间与地点： 考试定于每年正月或二月，在礼部贡院举行。
贡院戒备森严，由金吾卫兵士把守。
举子需在黎明前于贡院外集结，经过严格的搜检（防止夹带），按名册唱名入场，根据分配的“铺位号”（类似考棚）入座。
这考试内容与形式，是让江逸风最感荒谬之处。
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墨义。
帖经： 类似填空题。考官选取儒家经典（《礼记》、《左传》等）中任意一页，遮掩左右及中间部分，只露出寥寥数字，让考生填写被遮掩的部分。
这完全考验死记硬背的能力，且范围极广，近乎刁难。
墨义： 要求考生笔答经文的注疏或大义。
看似考察理解，实则标准答案往往限定在官方指定的注疏版本（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考生只需照本宣科，缺乏独立思考空间。
江逸风翻看往年试题，诸如“《礼记·曲礼上》‘毋不敬’何解？”答案几乎千篇一律，毫无新意，此时他已打定主意，今年明经科的一人也不录。
进士科： 最为士子追捧，也最难。考时务策（五道）和诗、赋各一篇。
时务策，看似考察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见解。
但题目往往宏大空泛，如“问王霸之略”、“问农桑之本”。
更关键的是，评判标准极其模糊主观，且深受考官个人喜好和背后势力影响。
许多有真知灼见的策论，或因观点“偏激”，或因文辞不够华丽，或因没有“关系”，便被轻易黜落。
诗赋，这是进士科的重中之重，往往决定最终排名。要求考生在限定时间内，按规定的题目、体裁（如五言排律）、韵脚创作。
评判标准极度侧重辞藻华丽、用典精妙、格律严谨。一篇锦绣文章，即使内容空洞、脱离实际，也可能高中魁首。
江逸风看着往年登科的“佳作”，满篇“云霞雕色”、“草木贲华”，辞藻堆砌得令人目眩，却无一句涉及如何治理州县、如何应对灾荒、如何强兵富民。
这让他面具下的眉头越皱越紧。
阅卷与录取（通榜）： 考试结束后，试卷糊名（弥封）、誊录（由专人用朱笔誊写，防止笔迹辨认），然后交由考官评阅。
然而，在阅卷之前，一个更重要的环节早已悄然进行——行卷与通榜。
行卷： 举子在考试前，将自己的得意诗文编纂成卷，投献给当朝权贵、文坛名宿或……主考官！以期获得赏识和推荐。
通榜： 指在正式放榜前，主考官往往会参考甚至依据权贵名流提供的“推荐名单”（即“通榜帖”）来确定录取名单及名次。
权贵的“赏识”和“推荐”，往往比考场上的实际发挥更为重要，这使得科考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世家大族、权贵门生之间利益交换和巩固关系的工具。
寒门子弟若无贵人提携，纵有惊世之才，也难有出头之日。
江逸风被任命为知贡举的消息一经公布，忠勇侯府的门槛几乎被踏破。
一辆辆装饰华贵的马车络绎不绝，来自五姓七望（清河崔、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赵郡李、陇西李）等世家大族，以及众多在朝高官的家仆，捧着名帖和礼单，如同潮水般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