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之上，关于此事的争议与暗战，在最初的震惊与噤声后，逐渐浮出水面。
以宰相林崇为首的一批老成持重、多出身北地或关陇的官员，态度明确，坚决拥护皇帝的决定。他们在朝会上慷慨陈词：
“陛下明察秋毫，肃清宫闱，铲除妖邪，实乃安定社稷、保全皇嗣之圣举！巫蛊厌胜，自汉武以来便是宫廷大忌，祸国殃民！今有妖人以此术惑乱宫闱，谋害中宫，其心可诛，其行当灭！陛下彻查南方妖道，正本清源，乃防微杜渐之远见！臣等以为，当借此良机，整饬南疆吏治，肃清民间淫祀邪说，约束番商，以正风气，固我大燕之根本！”
林相门生、御史中丞郑怀仁更是上奏，言辞激烈：“那‘玄真子’之流，假借方外之名，行聚敛、蛊惑、害人之实，结交地方豪强，贿赂不法胥吏，其势已成！更兼与海外番商勾结，输毒物于内廷，此非独方术之害，实有里通外合、动摇国本之嫌！岂可因地处南疆，便轻纵慢查？陛下旨意，臣深以为然，当以犁庭扫穴之势，彻查严办，凡涉案者，无论出身，皆依律严惩，以儆效尤！”
此派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北方士大夫对南方“风气奢靡、重利轻义、易生妖孽”的固有看法，也借机再次强调了“重北抑南”、“崇儒黜异”的政治立场。皇帝此番动作，正合其意。
然而，南方籍贯或与南方利益攸关的官员，则如坐针毡，倍感压力。他们虽不敢公然为“玄真子”或“宝货斋”开脱，但在具体执行和影响上，却有着深深的忧虑和不同的声音。
一位出身江南吴郡的礼部侍郎出列，言辞谨慎但态度鲜明：“陛下，巫蛊害人，天理难容，自当严惩。刘美人之罪，确凿无疑，陛下处置，合情合法。至于南方妖道‘玄真子’，若果有其人其罪，地方官府自当按律缉拿查办。然……”他话锋一转，“臣闻南方地域广袤，民情复杂，番商云集，市舶之利，关乎国用。若因一妖道之事，便扩大株连，严查番商，甚或动摇市舶根本，恐伤及无辜商贾，影响朝廷岁入，更易引发沿海民生动荡，予外邦以口实。臣以为，当务之急，乃命可靠干员，精准缉拿首恶及其党羽，依法定罪即可，不宜牵连过广，以免人心惶惶，反生事端。”
另一位与岭南世家有姻亲的工部郎中亦附和道：“侍郎所言甚是。且南方湿热，民间素有信奉巫医鬼神之俗，与中原迥异。那‘玄真子’所行方术，或亦杂糅地方习俗。朝廷查办，当明辨是非，区分民俗与邪术，若一概以‘妖言惑众’、‘淫祀’论处，恐有矫枉过正之嫌，反失民心。”
更有甚者，一些对皇帝近来加强集权、打压世家（无论南北）本就心存不满的官员，隐隐将此事视为北方势力借题发挥、打压南人的由头，言辞间不免带上了地域之争的色彩。朝堂之上，南北官员之间的辩论日渐激烈，虽未直接提及“南北”二字，但字里行间的机锋，明眼人皆能体会。
司马锐高踞御座，冷眼俯瞰着殿中的争论。他心中清明，此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后宫阴谋或刑事案件，已然演变为朝堂各方势力博弈、南北观念碰撞的焦点。他需要借此案彻底铲除“玄真子”这颗毒瘤，震慑宵小，整饬南方某些歪风邪气，但同时，他也必须把握好度，不能因过度打击而引发南方大范围动荡，更不能让朝堂陷入无休止的南北党争，消耗国力。
“诸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司马锐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下了殿中的议论，“巫蛊害人，动摇国本，朕必深究严惩，绝不姑息。南方妖道‘玄真子’，无论其背景如何，所犯之罪，罄竹难书，必须缉拿归案，明正典刑。至于是否牵连过广……”
他目光扫过殿中诸臣，尤其在几位南方官员脸上停留片刻：“朕已有明旨，着刑部、大理寺、御史台选派精干，组成专案，南下查办。朕要的是确凿证据，是首恶伏法，是清除毒源，而非牵连无辜，更非搅乱地方。市舶之利，关乎国计，朕自有分寸。凡守法番商，正当贸易，朝廷自当保护。但若有勾结妖人、夹带禁物、传播邪说者，也绝不轻饶！地方民俗与邪术之别，专案官员自会详查明辨。朕要的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而非以言废人，以地域取人！”
这番话，既表明了彻查到底的决心，又给南方官员吃了一颗“依法办事、不搞扩大化”的定心丸，同时划清了合法贸易与非法勾当的界限。殿中众人，无论南北，皆躬身称是，但心中如何作想，便只有天知地知了。一场风暴，已不可避免地将席卷南疆，而朝堂上的角力，也将随着案件的进展，愈发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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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之中，气氛同样压抑。刘美人的惨死和贤妃（周氏）的被废，如同两道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