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处勉强安顿，谋生刻不容缓。口袋里剩余不多的银钱，如同燃眉之火，催促着他必须立刻找到糊口的营生。陈默揣着那封单薄的同乡引荐信，开始了他真正的“沪上奋斗”。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那点文化。清晨，他将自己仅有的一套半旧长衫浆洗干净，仔细抚平褶皱，希望能增加几分体面。他走向报馆林立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馆的门庭高大轩敞，穿着制服的职员进进出出，陈默徘徊片刻，终究鼓不起勇气上前。他走向一些稍小的报馆或通讯社。
在一家名为“沪江通讯社”的门前，他向门房说明来意。门房是个势利的老头，叼着烟卷，乜斜着眼看他：“找事做？里面编辑老爷忙着呢，你有啥本事？会写文章？认得几个字？”
“我读过几年书，会写……”陈默连忙说。
“哼，会写字的多了去了！”老头不耐烦地打断，“现在招的都是跑新闻的记者，要腿脚勤快脑子活络，还要有关系门路。你？新来的吧？有保人吗？没保人免谈！”他挥挥手，像驱赶苍蝇。
他又鼓起勇气走进一家新开不久的《新声晚报》馆，求见编辑。一个戴着眼镜、头发稀疏的中年编辑接待了他，态度还算和气，看了他的引荐信（那同乡显然分量不够），又让他写了几行字，问了几个问题，最后摇摇头：“小兄弟，文笔还算通顺，字也端正。不过我们这里眼下缺的是能拉广告、跑社会新闻的熟手，或者懂洋文的翻译校对。你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暂时怕是帮不上什么忙。这样吧，你的名姓留在这里，若有合适的抄写或校对零工，再通知你。”一番话客气，却将他拒之门外。
文字的路似乎不通。陈默脱下长衫，换上短褂，开始寻找更现实的体力活计。闸北、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烟囱日夜喷吐着黑烟。他来到一家规模不小的纱厂门口，只见人头攒动，多是衣衫褴褛的汉子，围着一个穿着工头服、拿着名册的人。
“招工！招工！挡车工、搬运工！有力气的上前！”工头扯着嗓子喊。
陈默挤过去：“先生，我想做……”
“籍贯？”
“浙江余姚。”
那工头眉头一皱，上下打量陈默略显清瘦的身板：“余姚？不行不行！阿拉这里只招本地人或者苏北帮的！生面孔不要，规矩不懂，麻烦！”他说着，对着人群里几个粗壮汉子喊道：“张老三，侬带几个人过来登记！”
陈默被粗暴地推出人群，地域的隔阂与排斥，第一次如此赤裸地显现在他面前。
码头上，搬运工的活计更是帮派林立。他试探着向一个正在指挥搬运的包工头询问。
“想扛大包？”包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嘴里叼着烟，“小子，身板扛得住吗？一包棉花两百斤！码头规矩懂不懂？想在这里讨生活，先拜码头，孝敬过黄师傅（青帮头目）没有？”
陈默茫然摇头。
“哼，啥都不懂就想来抢食？滚一边去！”包工头不耐烦地挥手，几个打手模样的汉子立刻围了上来，眼神凶狠。陈默心头一凛，只得赶紧退开。码头上，巨大的货轮、沉重的货物、汗流浃背喊着号子的苦力，构成一幅充满力量却也暗藏凶险的图景，而他，只是一个被排斥在规则之外的闯入者。
晌午已过，陈默腹中雷鸣。他舍不得花钱吃碗阳春面，在街角找了个避风的角落，从包袱里摸出昨天买的最后一块冷硬的粢饭糕，就着从老虎灶花一个铜板讨来的开水，艰难吞咽。粢饭糕早已没了热气，噎得喉咙生疼。他看着马路上驶过的豪华汽车，看着西装革履的洋行买办，看着穿旗袍的摩登女子从百货公司拎出精美的纸袋，巨大的贫富鸿沟如同一道冰冷的深渊横亘眼前。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一种近乎耻辱的刺痛感传遍全身。在这座以“冒险家乐园”着称的城市里，他连最基本的立足点都难以找到。
傍晚，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德兴公寓”那间令人窒息的大统间。屋内气味依旧混杂，人声嘈杂。有人在用煤油炉子煮着寡淡的面条，烟气弥漫；有人在大声争论着今天的工钱；还有人躺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陈默的上铺下铺已经换人，床下塞进了陌生的包袱。他默默地爬上自己的铺位，蜷缩在冰冷的被褥里，薄薄的被单难以抵御深秋的寒意。隔壁床一个满脸愁苦的中年汉子递过来半个冷掉的烧饼：“新来的？还没找到活路吧？垫垫肚子。”
陈默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低声道谢。烧饼粗糙，难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