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杉把信贴在工作室墙上，旁边挂着一幅新的标语：
**“沉默不是无声，而是还没找到能听懂的语言。”**
夏天来临时，“囚声计划”迎来第二次成果展。这一次，不止是录音，还有监所内的小型演出。经过审批，五名服刑青年登上临时搭建的舞台，在数百名狱友面前演唱他们创作的歌曲。
主唱是个十九岁的男孩，因斗殴致人重伤入狱。他的歌名叫《十七岁那年我杀了光》：
> “我不是坏种，也不是天生疯癫，
> 我只是从小就没见过温柔的脸。
> 妈妈的眼泪比酒瓶碎得更快，
> 爸爸的拳头比我哭声来得更早。
> 那天我挥刀的时候，
> 其实只想让世界安静一秒。”
唱到副歌，全场寂静。结束后，他低头鞠躬，肩膀微微颤抖。
后台，管教人员悄悄告诉池上杉：“这是他入监以来，第一次完整地说完一句话，没被打断，也没被嘲笑。”
他们将整场演出剪辑成纪录片《铁窗内外?现场》，仅限合作机构内部传播。但在某次心理医生研讨会上播放后，一位专家站起来说：“我们研究创伤几十年，却总想着如何修复它。而你们，教会了我们先承认它的存在。”
秋风起时，一场意外降临。
一名曾在“校园倾听计划”中受益的女孩，在社交媒体发起挑战：#我曾躲在床底#。她讲述自己童年长期遭受家暴，靠抄写《数心跳》歌词度日。如今她已考上大学，决定公开身份，呼吁社会关注隐蔽性家庭暴力。
短短三天，话题阅读量破亿。无数人响应，晒出当年藏在课本里的涂鸦、日记本角落的求救信号、甚至童年录音带里模糊的争吵声。
但也有人攻击她：“博同情”“炒作”“家丑不可外扬”。
舆论撕裂之际，池上杉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公开“青声社”成立初期的所有原始录音??包括佐藤健太的第一版试唱、福冈女孩的私信语音、监狱青年的手写歌词扫描件……全部未经处理，原样展出，标题为《我们最初的伤疤》。
他在导语中写道：
> “我们不是完美的拯救者。
> 我们也曾结巴、崩溃、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说话。
> 但正因为我们都曾是那个躲在床底的孩子，
> 才明白一句‘我懂’有多重。
> 如果你指责我们利用痛苦牟利，
> 请先听听这些声音背后的呼吸声。
> 那不是表演，是活下来的证据。”
展览上线当晚，攻击声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人上传父亲酗酒的监控录像，附言：“我现在敢说了，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有人录制母亲看完《数心跳》后的电话录音：“儿子，妈妈以前不懂，对不起。”
最让池上杉震撼的，是一封来自老年公寓的信。寄信人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妇人，年轻时曾遭强暴，终生未婚，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她写道：
>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采访，听到你说‘不是所有伤口都能愈合，但可以被尊重’。
> 我哭了整整两个小时。
> 今晚，我第一次对着录音机说出了那个男人的名字。
>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但说完后，六十年来的梦魇，好像轻了一点。”
他们立刻联系当地社工上门探望，并为她建立了专属档案编号：**RE-100001**。
这是“真实回声”第十万份收录记录。
为此，他们在官网发布特别公告：即日起，所有新投稿将获得实体纪念卡，由团队亲手书写编号与寄语，随季度精选集寄送至投稿人手中。
“这太费时间了。”技术人员提醒，“每天上千条投稿，手写根本来不及。”
“那就轮流写。”池上杉说，“每人每天写五十张，不够就加班。这不是任务，是仪式。每一句‘谢谢你开口’，都必须带着温度。”
于是，在无数个深夜，五个人围坐桌前，一支笔一支笔地写着：
> “你不是累赘，你是勇敢的人。”
> “你的声音值得被记住。”
> “我们收到了，请继续活着。”
冬至那天，大雪封山。他们接到通知：因“在心理健康领域作出突破性贡献”，“青声社”被提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情感遗产保护项目”观察单位。
消息传来时，他们正在为一位临终病人录制遗言。那是一位肺癌晚期的单亲妈妈，只剩不到两周生命。她唯一的愿望，是把自己唱给孩子听的摇篮曲录下来，做成一张会说话的卡片。
他们照做了。没有修饰，没有配乐，只有她虚弱却温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