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在大阪打工，三年没回来。”一个小女孩说，“我录这首歌给他，老师说可以寄去‘共犯电台’。”
接着，她唱了一首跑调的童谣，结尾是：“爸爸，我想你，但奶奶说你不爱听哭。”
奏把这段做成乡村特辑，在元旦夜全国播放。无数人听着听着哭了。第二天，上百名志愿者报名前往偏远地区开展“声音教育”。
池上杉明白，他们的行动早已超越“心理援助”的范畴。它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教会人们如何以脆弱建立连接的生存方式。
新年过后，政府终于松口。教育部发布指导文件，将“倾听教育”纳入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试点，明确“允许学生在安全空间内匿名表达情绪”。虽无强制力，却是历史性突破。
庆功宴上，璃音举起茶杯：“敬所有不敢哭出声的人。”
大家笑了，碰杯，却无人喧闹。他们都知道，真正的战斗从不在掌声中，而在那些无人看见的角落??在凌晨三点的宿舍床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在离婚协议签署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某夜，池上杉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台录音机。
他的身体是金属外壳，心脏是磁头，血液是缓缓转动的磁带。人们走过来，对着他的麦克风诉说：战争、背叛、疾病、悔恨、爱而不得。他静静听着，将一切转化为声波，储存在体内。直到某天，一个孩子按下他的播放键，所有声音倾泻而出，化作一场横跨大陆的雨。
他醒来，窗外微亮。
桌上，那片碎烟叶书签静静躺在翻开的笔记本上。他拿起笔，补上最后一句：
> **“我们无法阻止世界破碎，但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一道裂痕里，种下声音的光。”**
春天来得悄无声息。
樱花开时，旧文化中心外的空地上，立起了一座临时装置??数百台老式录音机悬挂在铁丝网上，随风轻轻摇晃，耳机垂落如藤蔓。路过的人可以摘下一只戴上，随机听到一段匿名录音。
有人听见笑声，有人听见啜泣，有人听见一句简单的“今天天气很好，我想你了”。
孩子们给它起名叫“风之耳”。
池上杉常坐在旁边长椅上看人驻足。一位老妇人听完一段录音后，突然蹲下身，抱着膝盖哭了。他走过去，递上纸巾。
“是我丈夫。”她擦着眼泪，“他说他后悔当年没陪我去箱根看樱。可……他已经走了五年了。”
“但他现在说了。”他轻声说。
她点头，露出微笑：“是啊，现在说了。”
那天傍晚，他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mP3，标题只有两个字：《听见》。
他点开。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疲惫，带着长久压抑的颤抖：
> “我是个警察，二十年来抓过上百个嫌犯。可我一直没告诉任何人……我小时候被亲戚性侵过。我把它锁在心里，用工作麻痹自己。我以为强者不该软弱。直到上个月，我在巡逻时看到一个男孩在便利店门口发抖，像极了当年的我。我问他‘你还好吗’，他哭了，说‘没人知道我每天都在死’。那一刻，我崩溃了。我回家录下这段话，不是为了曝光，只是为了……承认我也是受害者。我撑了太久，太久了……”
音频结束，寂静如潮水涌来。
池上杉将这段归档为**009865**，标签设为：“迟来的正义”。
然后，他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在系统后台发起全员通知：
> “请所有区域负责人留意：若发现类似求助，请优先安排一对一倾听伙伴。他们不是执法者，是人。”
他知道，有些高墙不是由偏见筑成，而是由责任压塌的灵魂自行搭建。而打破它的，从来不是批判，而是一句“我懂”。
夏末，孝太郎再次出现。
这次，他带来一首歌。
他自己写的，自己谱的曲，名字叫《妈妈的味道》。
歌词很简单：
> “你炒菜总爱放太多姜 / 我说辣，你笑我嘴刁 / 现在我拼命学着做 / 却怎么也复刻不了 / 那种味道 / 原来不是姜的问题 / 是锅边少了你哼歌的声音。”
他们在旧文化中心为他办了一场小型演出。观众只有十个人，包括那位曾烧掉儿子遗书的母亲，和山田健一从德国连线参加。
唱完，孝太郎说：“我想成立一个‘丧亲少年合唱团’。让我们这些失去至亲的人，用声音彼此取暖。”
池上杉看着他，忽然觉得，成长不是走出悲伤，而是学会背着它继续前行。
入秋后，国际和平组织邀请“共犯计划”参与战后心理重建项目。第一站是卢旺达。
他们带去一百台坚固型录音机，培训当地青年成为“声音使者”，收集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一位年迈的妇女对着麦克风说：“我亲手埋了我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