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西安，顺王廷议之上，众将刚刚因黄得功来投而振奋的情绪，立刻被新的战意所取代。吴三桂等将领纷纷请战，要求立刻调集精锐，南下汉中，给予来犯明军迎头痛击。
“朱由崧小儿，欺人太甚，以为我大顺无人否？请大王拨我精兵，定叫那桂王有来无回！”袁宗第也摩拳擦掌，表示愿为前锋。
但就在李自成与诸将商讨调兵遣将、如何应对湖广明军北上之际，派往湖广的细作带回了一份颇为微妙的情报。情报显示，桂王朱由榔与督师堵胤锡、何腾蛟虽已接到圣旨，并在表面上于衡州、长沙等地整军备战，檄文也发得慷慨激昂，声称要“克复汉沔，剿灭流寇”，但实际进军速度却异常缓慢，各部人马逡巡于湖广北部边境，并未真正向汉中方向挺进，其态度暧昧，似乎并无真心与顺军决一死战的意愿，更像是在敷衍塞责，观望风色。
戚睿涵与董小倩作为顺王的重要幕僚，也列席了此次军议。听到这份情报，戚睿涵与身旁的董小倩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董小倩穿着一身利落的劲装，勾勒出矫健的身姿，英气勃勃的脸上露出思索的神色，她低声道，声音只有两人能听见：“元芝，看来桂王与堵、何二位督师，心中别有丘壑，并非真心甘为朱由崧的马前卒。这倒是个机会。”
戚睿涵微微颔首，他身穿青色文士袍，虽面容年轻，但眼神中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睿智。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年联顺抗清时，与那位年轻而略显忧郁、气质文弱却又带着几分仁厚之气的桂王朱由榔交往的情景。
那时清军势大，局势危如累卵，二人曾于衡州桂王府中，面对地图上不断收缩的防线，忧心国事，促膝长谈，甚至在某次酒酣耳热之际，感于时局艰难，彼此意气相投，竟玩笑般地焚香祭拜，结为异姓兄弟，立誓共扶明室，驱除鞑虏。
虽然后来因阵营归属不同，各自职责繁忙，交往渐渐疏远，但那份在烽火连天中建立起来的、带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的情谊，以及他对朱由榔为人的了解——优柔却非无主见，仁弱却心存百姓，对朱由崧的一些做法未必认同——却未曾在他心中磨灭。
戚睿涵知道，朱由榔对李自成的为人，对顺军在抗清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内心是存有敬意的，对于朱由崧背盟启衅，他内心恐怕是抵触的。堵胤锡、何腾蛟亦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深知大义、顾全大局的能臣，他们同样不愿见到华夏内部再起烽烟，徒耗元气，让潜在的敌人（如蒙古、罗刹）有可乘之机。他们此刻的迟疑，正是内心矛盾与现实压力交织的体现。
他站起身，向御座上的李自成拱手一礼，声音清朗而从容，打破了武将们请战的喧嚣：“陛下，细作所报情报，应与实情相去不远。朱由榔其人，臣昔日在抗清时与之多有接触，深知其性情。堵胤锡、何腾蛟二位，亦是明理顾全局之臣。他们皆深知，此番内战，实乃朱由崧背信弃义、撕毁盟约所致，于心必然不安，亦绝不愿同室操戈，徒耗我华夏最后之元气。眼下他们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踌躇不前，正是我等遣使劝说，化干戈为玉帛的绝佳时机。”他的话语，将众人的注意力从单纯的军事对抗引向了更富策略性的政治解决途径。
李自成闻言，目光炯炯地看向戚睿涵，身体微微前倾，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哦？元芝有何具体高见？但说无妨。”他对戚睿涵这个“异人”的见识和手段，一向颇为倚重。
戚睿涵从容道，条理清晰：“臣当年与那桂王朱由榔有旧，曾蒙其推心置腹，结为金兰。虽世事变迁，各为其主，但这份旧情，或可一用。臣愿借这份香火之情，与机敏干练的小倩一同南下，亲赴衡州桂王行营，面见朱由榔与堵、何二位督师，陈说当下之利害，剖析天下之大势，劝其认清朱由崧之无道，罢兵来归。若能不成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化解湖广方向的巨大威胁，甚至……能为我大顺再添臂助，则于大局而言，善莫大焉。此，或许比派遣十万大军征伐，更为有利。”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极具诱惑力的可能性。
李自成沉吟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御座的扶手，目光又转向一旁的宋献策与李岩，寻求他们的意见。
宋献策微微颔首，羽扇轻摇：“元芝此议，颇合兵法上攻心为上的要义。若能成功，则可免我大军南北两线作战之苦，集中力量对付北线明军主力，并可收揽人心，事半功倍。只是……此行深入明军控制之腹地，风险极大，元芝与董姑娘需万分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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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也开口道：“确是如此。若能说服桂王，则湖广可定，南方震动，于我将士士气亦是极大鼓舞。然其中分寸拿捏，至关重要。”
“陛下，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