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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纵春，”福临的声音带着一丝尚未完全脱去的少年稚气，却刻意模仿着历代帝王那种深沉的威严，“朕观此圣人之言，深以为然。你且为朕解析，此言精义何在。于我大清当今治道，又有何启迪。”
殿内顿时陷入一片更深沉的静谧之中，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所有目光，无论是满洲亲贵的审视，还是汉臣复杂的期待与担忧，都聚焦在吕纵春身上。谁都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寻常的经义考问，更是一场对忠诚、对思想、对是否甘为“奴才”的严峻检验。
吕纵春感受到那汇聚而来的沉重目光，但他并未退缩，反而深吸一口气，将胸中翻涌的思绪略作平复，随即朗声答道，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清晰地回荡：“回皇上，圣人此言，微臣以为，其意至明。‘其身正’，乃指在上位者，君王、官吏，若能自身品行端正，合乎礼义，以身作则，则无需严刑峻法、三令五申，百姓自然感佩其德，乐于跟从，政令自然畅通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若上位者自身行为不端，心术不正，纵有律令如山，苛责如雨，百姓亦难以心服，只会阳奉阴违，甚至激起反抗，此所谓‘虽令不从’也。”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御座上的皇帝和那厚重的帘幕，继续引申，声音愈发清亮恳切：“故此，圣人垂训，核心在于‘修身为本’。为政之要，首在正君心，正官箴。天子为天下表率，百官为万民观瞻。《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若能上下一心，皆以正道自持，则国家不治而治，天下不平而平。此乃孔孟王道思想之精髓，亦是历代贤明君主治国安邦之基石。于今大清而言，若能体察此意，崇尚德化，约束权贵，恤养百姓，使上下皆归于‘正’，则天下归心，四海升平可期矣。”
吕纵春的解读，引经据典，完全遵循了宋明理学以来的正统阐释，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责任与表率作用，充满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民本”思想。他言辞恳切，自认为是在向君王陈述治国之正道，是在尽一个臣子、一个士人的本分。他甚至隐隐期望，这位年轻的皇帝或许能听进逆耳忠言，有所振作。
然而，他这番引以为傲的正论，听在福临和帘后的孝庄耳中，却不啻为一种尖锐的指责和公然的挑战。尤其是那句“约束权贵，恤养百姓”，以及将“正”的标准明确归于儒家道统而非满洲权贵的意志，更是精准地刺中了清廷统治最敏感的神经。在福临看来，这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们爱新觉罗氏和满洲勋贵“其身不正”，是在为汉人的“不从”寻找借口，是在挑战那根深蒂固的、不容置疑的等级秩序。
福临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原本刻意维持的平静被一丝难以抑制的愠怒所取代。他年幼登基，长期处于多尔衮的阴影之下，亲政后仍感处处掣肘，内心深处对“主子”“奴才”的等级之分有着近乎偏执的维护，因为这关乎他爱新觉罗氏统治合法性的根基，也是他所能紧紧抓住的、为数不多的权力象征。
吕纵春这番“君须正，臣民方从”的论调，在他听来，完全颠倒了他所认知的、由武力征服所确立的秩序——应该是奴才无条件顺从主子，岂有主子需要向奴才证明自身“正”与“不正”的道理。
“荒谬！”福临猛地一拍龙椅扶手，檀木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的声音因愤怒而拔高，显得有些尖利，打破了殿内令人窒息的宁静，“吕纵春，你这是在曲解圣人之言，大逆不道！”
殿内群臣悚然一惊，头垂得更低，恨不得将身体缩进朝服里，连呼吸都刻意放轻，生怕引火烧身。一些汉臣脸上血色尽褪，心中泛起无尽的悲凉。
福临霍然站起身，手指微微颤抖地指着阶下的吕纵春，厉声斥责，仿佛要将胸中积郁的闷气与不安一吐为快：“朕来告诉你，我大清是如何解析这句圣人之言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言乃是约束天下臣民、奴才的。意思是，作为臣子、作为奴才，你们为人要端正，守我大清的法度规矩，那么上面的主子、君王，自然无需多费唇舌命令，你们也会尽心办事，恪尽职守。若是你们这些做臣民、做奴才的心术不正，心怀异志，那么就算上面的主子、君王如何下令，你们也不会真心听从，甚至会阳奉阴违，犯上作乱！”
他越说越激动，言辞也越发激烈，仿佛在以此确立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威：“天下之本，在于分明主奴。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奴才的天职就是顺从主子，岂有奴才反过来要求主子‘正’与‘不正’的道理。你这是混淆尊卑，颠倒乾坤。按你的说法，岂不是天下治乱，责任全在我爱新觉罗氏和满洲大臣身上。尔等汉臣就毫无责任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这番完全悖离儒学基本精神的“宏论”一出，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