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愣住了，互相看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真给我们工作？”李铁柱问。
“合作社缺人手，需要年轻人。”郭春海说，“但丑话说在前头，来了就得好好干，不能偷懒，不能惹事。干得好，工资还能涨；干不好，随时滚蛋。”
“我们干！我们干！”两人赶紧答应。
有工作，有工资，谁愿意整天瞎混？以前是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得抓住。
郭春海让疤脸刘带他们去办手续，安排住宿。这两人虽然爱惹事，但本质不坏，就是缺乏管教。给个正经事做，说不定能改好。
处理完这件事，郭春海更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录像厅这种地方，人来人往，三教九流都有，不出事是侥幸，出事是必然。得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
他让金成哲起草了一份《录像厅管理规定》，详细规定了从售票到清场的每一个环节。又让疤脸刘培训保安，教他们如何处理突发事件。还跟派出所建立了联系，请民警不定期来巡逻。
这些措施很快见效。录像厅的秩序好了，打架斗殴的少了，观众也更文明了。口碑传出去，来看录像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有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和孩子。周末的时候，一天要放四场，场场爆满。
一个月下来，金成哲算了笔账：录像厅总收入一万二千元，除去电费、片租、人工等成本，净赚八千元。
八千元！相当于合作社狩猎队一个月的收入。而这只是一个录像厅的利润。
“队长，咱们是不是在县城也开一家？”金成哲提议，“县城人多，生意肯定更好。”
郭春海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狍子屯的录像厅成功了，证明这个模式可行。下一步就是在县城复制，然后在其他乡镇推广。
但县城情况更复杂。竞争激烈，关系复杂，还有赵四那些人的残余势力。得小心行事。
“先在县城找地方。”郭春海说，“地方要大，位置要好。另外，要跟文化局、工商局、公安局都打好招呼，该办的手续一个不能少。”
“我去办。”金成哲主动请缨。
“不，这次我亲自去。”郭春海说，“县城不比屯子，水太深，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正说着，乌娜吉挺着肚子走进来：“春海，吃饭了。”
“来了。”郭春海扶住妻子，“慢点走，地上滑。”
饭桌上，乌娜吉问：“录像厅生意怎么样？”
“好得很。”郭春海给她夹了块鱼，“一个月赚八千，比野味店还赚钱。”
“这么多？”乌娜吉惊讶，“那以后是不是要开更多？”
“对，先在县城开，然后在其他地方开。不过……”郭春海顿了顿，“娜吉，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想把合作社的股份分给社员们。”郭春海说，“现在合作社赚钱了，但钱都归公账，社员们只能领工资。我想把股份分下去，让大家真正成为合作社的主人，年底按股份分红。”
乌娜吉想了想：“这是好事啊。大家跟着你干，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有了股份，更有干劲了。”
“但分股很复杂。”郭春海说，“怎么分？按什么标准分？分多少？这些都是问题。分不好，反而闹矛盾。”
“那就慢慢来，先定个章程，让大家讨论。”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吃完饭，郭春海在灯下起草《合作社股份分配方案》。他思考了很久，决定按三个标准分配：一是入社时间，越早入社的股份越多；二是贡献大小，贡献大的股份多；三是现在岗位，重要岗位股份多。
方案起草好，第二天在合作社大会上公布，让大家讨论。讨论很热烈，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提出修改意见的。
郭春海耐心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记录下合理的建议。经过三天讨论，方案修改完善，最终获得通过。
根据方案，合作社总资产作价一百万，分成一万股，每股一百元。郭春海作为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占百分之二十；金成哲、疤脸刘、二愣子等骨干占百分之五到十不等；普通社员根据入社时间和贡献，占百分之零点五到三不等。
股份分配后，合作社的性质变了。从原来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股份合作制。社员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变化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社员们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因为干得好年底分红就多；合作社的管理更规范了，因为每个人都有监督权；对外扩张的步伐也更快了，因为大家都有动力把蛋糕做大。
月底，合作社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郭春海作为董事长，向股东们汇报了上个月的工作和财务状况。当听到录像厅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