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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宋应星。
这个名字，在欧洲的外交圈里，籍籍无名。但在欧洲的自然科学院里，却如雷贯耳。他是《天工开物》的作者，是格物院的首席大学士，是在大明皇家学会的期刊上，发表过关于改良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论文的“理科状元”。
一个科学家？一个能和他们用拉丁语，流畅地探讨微积分原理和天体运行轨迹的学者，竟然是大明帝国在一场决定世界格局的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欧洲人感到了深深的困惑，以及一丝……不祥的预感。
谈判开始。
新上任的英国特使，是一个典型的、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贵族。他清了清嗓子，试图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先就“纳尔逊元帅的遗体归还问题”，提出抗议和交涉，试图夺回一点可怜的外交主动权。
然而，宋应星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他只是平静地站起身，用一口流利到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带着牛津口音的学术拉丁语，开口说道：
“诸位先生，从遥远的欧洲远道而来，辛苦了。奉我国护国首相顾昭阁下之命，邀请各位前来，并非为了追究过往的恩怨，而是为了共同开创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未来。”
他顿了顿，从随行的助手手中，接过一叠厚厚的文件，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是一份由我国拟定的，《雅加达海洋公约》的草案，请各位审阅。”
当翻译官将上面的条款，一条条地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念出来时，整个会议厅，陷入了一片死寂。
第一条：航行自由。缔约各方，承认全球主要航道为国际公共水域，各国商船均有自由通行之权利。但所有通过特定海峡及沿岸国家的船只，必须向该国港口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依法缴纳合理的航道使用税及港口服务费。
第二条：打击海盗。缔约各方，应共同组建一支“国际联合舰队”，致力于打击全球范围内的海盗及一切非法海上劫掠行为。但对于“海盗”及“非法行为”的最终定义权，由新成立的、设在南京的“世界海洋安全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裁定。而大明共和国，为该委员会之永久常任理事国。
第三条：贸易对等。缔-约各方，应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与国家级垄断。凡大明帝国向缔约国开放的贸易港口，该缔约国，亦必须向大明帝国开放同等级别、同等关税待遇的港口。
第四条：废除治外法权。所有缔约国之公民，在另一缔约国境内之一切商业、民事及刑事行为，皆必须无条件遵守所在国之法律，并接受其司法管辖。任何形式的领事裁判权，均应废除。
……
一条条听下去，欧洲使节们的脸色，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了铁青。
这份公约，从字面上看，充满了“自由”、“公平”、“对等”、“文明”这样美好的词汇。它反对海盗，主张自由贸易，听上去似乎比他们自己提出的任何条约都更加进步，更加符合所谓的“普世价值”。
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这份公约的每一个字眼背后，都隐藏着一把冰冷的、精准的手术刀，旨在彻底切除掉他们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根基——炮舰外交。
航行自由却要交税？那他们的军舰和武装商船随意进出别国领海的特权何在？
联合打击海盗但定义权在东方？那岂不是说，只要这个“理事会”不高兴，随时可以将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定义成“海盗”？
贸易对等？那他们用鸦片和枪炮，强行打开别国市场的“自由贸易”又算什么？
至于最后一条，废除治外法权，更是对他们作为“高等文明”的、最赤裸裸的羞辱与否定！
“荒谬！这是我们绝不可能接受的条款！”愤怒的英国特使，第一个拍案而起，“这是对自由贸易精神的公然背叛！是对神圣王权的无理侵犯！”
法国特使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道：“宋先生，您的这份公约，恕我直言，似乎更像是一份由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条款，而不是一份平等的协议。”
面对群情激奋的欧洲人，宋应星只是淡淡一笑。
他扶了扶鼻梁上的水晶眼镜，用依旧平静的拉丁语说道：“先生们，你们误会了。这并非强加，而是基于‘自然法’与‘万民法’的理性推演。正如伟大的格劳秀斯先生在其着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所论述的，海洋的公有属性，并不妨碍沿岸国家对其领海行使主权与管辖。而贸易的本质，是基于双方意愿的平等交换，任何以武力强迫的交易，都违背了契约精神的根本，不是吗？”
他信手拈来地引用着欧洲人自己法学鼻祖的理论，和他们辩论起了国际法的起源与法理。他旁征博引，逻辑严密，从罗马法讲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渊博的知识和无懈可击的论证，让在场所有以“律师”和“雄辩家”自居的欧洲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