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政事堂偏厅的门被推开。苏婉走了进来，衣袖上还沾着药草的碎屑。她没说话，先倒了杯温水递给李瑶。
“又熬了一夜？”
李瑶接过杯子，喝了一口。“铁矿的事得查，但眼下还有更紧的。”
“你说的是人心。”苏婉坐下来，“百姓吃饱了，日子稳了，可有些人眼里没了方向。”
李瑶点头。“法能管行为，钱能安生活，但人总得信点什么。不然，再富也散。”
两人沉默片刻。窗外传来脚步声，是早班的文书官开始送报。苏婉忽然说：“我昨天去了城南讲站。有个老匠人教年轻人打铁，一边敲一边讲‘火候不到，钢不成器’。底下一群孩子听得认真。我就在想，学问不该只在书里，也不该只传给读书人。”
李瑶看着她。“你有想法了？”
“不如办个讲坛。”苏婉声音不高，却清楚，“请各地有些见识的人来讲课，不限身份。种地的、行医的、造桥的，只要真做过事，就能上台。朝廷出场地，派人记录，讲稿存进国史馆。”
李瑶想了想，起身走到案前提笔写了几行字。“每月朔望举行，定名‘百家讲坛’。讲者留名青史，听者免费入场。讲稿汇编成册，全国学堂皆可传阅。”
苏婉看了眼那纸令文。“这样，他们就愿意来了。”
“不只是愿意来。”李瑶将印信盖下，“是要让他们觉得，说的话有人听，做的事有人记。”
消息传出去后，反应不一。几位老学士听说要和农夫工匠同台讲学，摇头拒绝。也有年轻学子议论纷纷，说这不过是个热闹，听完了还是得背经书考功名。
首场讲坛设在京城太学广场。清晨开讲，场上摆了百张长凳，四周围了不少人。主讲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儒生，讲“仁政之本”。他站在台上引经据典，台下却有不少人低头翻书。
苏婉注意到了。她走上台，向老先生行了一礼，然后接过话头。
“我年轻时学医，救过很多人，也错过不少人。有一回瘟疫爆发，村里不让女子进屋看病，结果死了十几个产妇。后来我说服族长，用西药加针灸治好了第一个病人，他们才肯开门。”
她停顿了一下。“我不是要说自己多厉害。我想说的是，仁政不是空谈。是你看见人病了，伸手去救；看见规矩错了，想办法改。学问不在嘴上，在手上，在脚下走过的路里。”
人群安静下来。
李瑶接着开口。“从今天起，每场讲坛最后留一刻钟，叫‘问难时间’。谁都可以提问，讲者必须当场回答。答不上来的，记入《疑义录》，由科学院跟进研究。”
这话一出，底下立刻有人举手。
“苏大夫，你说女子能行医，那女子能不能当官？”
苏婉没回避。“能。只要她做得好，百姓认她，朝廷就会用她。”
又一人站起来：“李公主，您推行复式记账法，可乡里老账房说看不懂，怎么办？”
李瑶答得干脆：“那就培训。看不懂不是理由，而是问题。我们建驿站讲站，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问题一个接一个。有人问“格物之学能不能用来修堤坝”，有人问“民调数据怎么保证真实”。讲者们起初紧张，后来渐渐放开，甚至有人当场拿出纸笔演算起来。
散场时，已有十多位学者主动报名参加下一期。一位研究水利的老博士拉着李瑶说：“你们这个‘问难制’好。逼着我们想新东西，不敢再照本宣科。”
几天后，几位老学者聚在国史馆私下商议。他们觉得讲坛虽好，但内容太散，若不整理，几年后就没人记得讲过什么。
“不如编一部书。”其中一人提议，“把新政以来真正有用的言论、做法都收进去。不光是经义，还有医术、农法、算学、律令，全都要。”
“名字就叫《大晟文典》。”另一位补充，“分四部：治道、民生、格物、教化。让后人知道，这个朝代不只是打仗夺权，更是实打实在做事。”
他们联名写了奏请，送到政事堂。
李瑶收到后，当天就批了。她在文书上写道：“非为颂今，乃为启后。”
她调拨国史馆全力支持，并指定由三位寒门出身的年轻博士协助编纂。其中一人曾是驿站讲站的讲师，专攻农业统计。
苏婉得知后，也组织太医院着手整理《新编医案集》，准备纳入《文典》民生卷。她召集十几位医师，包括几位曾是稳婆、游方郎中的女医，一起修订诊疗标准。
“以前看病靠经验，现在要有记录。”她说，“哪个方子治好多少人，用了多久，有没有副作用，都要写清楚。这不是为了显本事，是为了以后少走弯路。”
讲坛越办越热。第三场来了个养蜂人，讲如何通过观察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