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恒对邓通如此特别？有人说这是因为邓通毫无政治野心，只是单纯地侍奉皇帝；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通满足了文帝内心深处对奢侈生活的向往——自己节俭，但通过宠臣间接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
不管怎样，这段关系最终以悲剧收场。文帝去世后，景帝立即抄了邓通的家，邓通最终饿死街头。这倒应了相士当初说邓通“终将饿死”的预言。
五、废除肉刑的人道主义改革
刘恒最为后人称道的功绩之一就是废除肉刑。这项改革的起因，竟与一个小姑娘有关。
话说齐国有个名医叫淳于意，因为不愿巴结权贵被诬告。按照法律应当受肉刑（刺字、割鼻或断足）。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文帝：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这封信深深打动了刘恒。他想到肉刑的残酷——一旦受刑，终身残疾，即使改过自新也难以重新做人。于是召开御前会议，与大臣们商讨废除肉刑。
大臣们争论激烈。有的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的说：“没有严刑峻法，如何震慑犯罪？”
刘恒反驳道：“《诗经》有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在百姓有过错，未施教化而先用刑，断人肢体，刻人肌肤，终身不能恢复，这是为民父母应该做的吗？”
最终，刘恒力排众议，下诏废除肉刑，改用杖责和劳役。这一改革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大进步，开创了刑罚人道化的先河。
有趣的是，改革推行后出现了新问题：有些官员杖责时下手太重，本来该打一百杖的，往往没打完人就死了。后来景帝时期又进一步改革，规定竹杖的尺寸和打法，避免杖刑致死。这说明任何改革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六、与贾谊的“爱恨情仇”
刘恒是历史上着名的文艺皇帝，他与才子贾谊的关系颇为微妙。
贾谊十八岁就以文采闻名，二十一岁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顾问官。贾谊确实有才，每次讨论政事，他都能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其他老博士都自愧不如。刘恒十分欣赏，一年内就将贾谊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等。文帝本想进一步提拔他为公卿，却遭到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强烈反对。
这些开国功臣看不起这个年轻气盛的书生，说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刘恒迫于压力，只好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怀着郁闷的心情南下，途经湘江时写下着名的《吊屈原赋》，借屈原的遭遇抒发自己的不平。
几年后，文帝思念贾谊，又召他回京。两人长谈至深夜，文帝感叹道：“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过这次谈话后，文帝还是没有给贾谊重要职位，而是派他去做自己最爱的小儿子梁怀王的老师。
后来梁怀王不幸坠马身亡，贾谊自责没有尽到老师责任，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后人常为此惋惜，认为文帝若能重用贾谊，汉朝可能会更早迎来盛世。但换个角度看，文帝身处老臣与新锐之间，需要平衡各方势力，他的谨慎或许也是一种政治智慧。
七、临终前的“终极节俭”
公元前157年，刘恒病重。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这位节俭一生的皇帝，连葬礼都要省之又省。
他在遗诏中写道：“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他具体规定：葬礼从简，不要用贵重物品陪葬；全国服丧期从三年缩短为三十六天；期间不要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饮酒食肉；宫中夫人以下的妃嫔都遣散回家嫁人。
最后他还幽了一默：“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意思是我的陵墓就保持原样，别劳民伤财地改建。据说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挖了许多皇帝陵墓，唯独见霸陵简朴，没好意思下手。
刘恒去世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景帝延续了父亲的休养生息政策，父子两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回顾汉文帝的一生，他的“抠门”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作为皇帝，他本可以穷奢极欲，但他却选择节俭，为的是减轻百姓负担。他的许多做法看似可笑，实则蕴含深意：皇帝率先节俭，百官才不敢奢侈；宫廷减少开支，百姓赋税才能减轻。
刘恒或许不是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