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关键时刻，向太后挺身而出。她深知高太后对朝廷的贡献，也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她审时度势，在宋哲宗面前高度评价高太后的功绩。她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宋哲宗详细讲述了高太后在宋神宗去世后，如何稳定朝局，如何扶持他登上皇位的种种事迹。她的言辞恳切，态度坚定，让宋哲宗深受触动。
最终，宋哲宗被向太后说服，他当面烧毁了诬告高太后的奏章，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向太后的这一举措，不仅保住了高太后的名誉，也稳定了朝局，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灾难。她的勇敢和智慧，赢得了朝廷大臣和百姓的赞誉。人们都称赞她是一位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太后。
1100年，宋哲宗去世，由于他没有儿子，继位之事成了头等大事。这一次，朝廷再次陷入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之中。宰相章惇强势主张“兄终弟及”，他想要拥立宋哲宗的同胞弟简王赵似为君。章惇之所以这样做，是有自己的私心的。他在朝廷中位高权重，想要继续掌控朝政。如果简王赵似即位，他就可以继续操纵朝政，巩固自己的地位。
然而，向太后却看破了章惇的阴谋，她坚决予以抵制。向太后深知章惇的为人，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让他拥立的人即位，朝廷将会陷入更加黑暗的统治之中。章惇不甘心失败，又提出让申王赵佖即位。他还故意说申王赵佖“眼有毛病，不宜为君”，试图以此来扰乱众人的视线。但向太后再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向太后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决定拥立端王赵佶继位。她之所以选择赵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当时章惇已经位高权重，一人独尊。如果再选用章惇看中的人即位，他的势力将会更加庞大，朝廷将完全被他掌控。而老百姓对章惇恨之入骨，当时民间流传着很多讥讽他的民谣，如“大惇（章惇）小惇（安惇），殃及子孙”“二蔡（蔡京、蔡卞）一惇，必定沙门”。这些民谣充分反映了章惇及新党集团对旧党残酷打压的真实情况。向太后从“宣仁之诬”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她非常明白章惇等人的凶残性以及两党之争的危害性，因此必须防范悲剧再度上演。
其次，向太后担心出现外戚干政、危及朝纲的事情发生。如果听从章惇的意见“兄终弟及”，那么朱太后（宋哲宗的生母）将会两度涉朝，后宫势力将会坐大，这对朝廷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最后，赵佶自幼聪明，仁慈孝顺，具有艺术天赋。向太后认为他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也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然而，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章惇的极力反对。章惇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的话并非毫无道理，赵佶确实性格较为活泼，喜欢艺术，与传统的帝王形象有所不同。但向太后却强调：“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过人，应该入继大统。”她的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动摇。最终，在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等大臣的支持下，赵佶成功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称帝后，对向太后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一即位，便主动与大臣们商量奏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他命中使宣辅臣面谕，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并在翰林学士蔡京炮制的“遗制”中补充了这一条。向太后一开始并不愿意涉政，她深知垂帘听政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当时的政局十分复杂，宋徽宗刚刚即位，能不能坐稳江山还很难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勉强答应，并表示只是临时辅佐，待局势稳定后尽快还政。
垂帘听政期间，向太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她重新起用了一批遭到新党排斥的旧党人物，如韩忠彦、李清臣、黄履等。这些人得到提升，并重返朝廷。其中，韩忠彦与章惇并列为相。向太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偏袒某一方，而是希望通过平衡新旧两党的势力，来稳定朝局。她采纳了“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借用兵”的建议，大力主张“轻徭役、止战争、倡节俭、爱百姓”。在她的努力下，朝廷的政治气氛得到了改善，社会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段时期，被时人称为“小元佑”，意思是说就像元佑年间（宋哲宗初期，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政治较为清明）一样，政治比较稳定，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宁。
向太后非常重视人才，她在垂帘听政期间，首先下诏赦免了哲宗朝仅存的两位旧党大佬——范纯仁、苏轼。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北宋名臣、政治家、宰相，人称“布衣宰相”。他一生讲究宽恕、忠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由于党争大起大落，甚至被举家流放，双目失明，但他始终对事不对人，上忠朝廷、下系百姓。他虽然强烈反对新党变法，但又不全盘否定，即便晚年被流放，依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向太后垂帘听政当月，就遣使劳问范纯仁于水州，期望这位肱骨之臣能老骥伏枥，再度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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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