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阉党传》里说：“万历中，廷臣争门户，部党角立，相攻者无虚日。”意思就是万历中期，大臣们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互相攻击，没有一天不争吵的。这场“党争”，就像一场“内耗”，把大明的精力都消耗光了——大臣们只顾着互相争斗，没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没人关心边防的危机，没人关心国家的未来。
而万历，作为大明的皇帝，不仅没有制止“党争”，反而还利用“党争”来平衡朝堂的权力——他觉得两派互相争斗，自己就能坐收渔翁之利，牢牢掌握权力。可他没想到，这种“平衡”，最终会把大明拖进深渊。当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当女真部落的铁骑踏破山海关的时候，万历才明白，自己当初的“小聪明”，其实是毁掉大明的“大愚蠢”。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 年）以后，万历彻底进入了“躺平”模式——不仅不上朝，不批奏折，甚至连大臣的任免、国家的重大决策都不管了，大明彻底陷入了“失控”状态。
那时候的万历，每天都躲在后宫里，要么喝酒、看戏，要么跟郑贵妃一起玩乐，要么就是睡大觉，对朝堂上的事不闻不问。大臣们的奏折，堆在皇宫里，有的甚至发霉了，万历都懒得看一眼。有个大臣递了一份奏折，请求万历任命一个户部尚书——因为户部尚书已经空缺了三个月，国库的钱没人管，很多地方的军饷都发不出去了。可万历把奏折留着不批，最后还是内阁大臣们商量着，让户部侍郎暂时兼任户部尚书，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官员的任免更是混乱。很多官员因为年老、生病或者去世，职位出现了空缺，可万历就是不任命新的官员，导致很多部门都没人管事。比如刑部，本来有尚书、侍郎等十几个官员，到了万历晚年，只剩下三个官员，很多案件都积压着，没人审理，老百姓有冤无处诉。有个地方官递了一份奏折，说“本地有个恶霸，杀了人，抢了东西，可刑部没人审理，恶霸还在逍遥法外，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门”。可万历根本不管，还是照样“躺平”。
边防更是糟糕。东北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越来越强大，他们攻占了大明的很多城池，杀了不少明朝的士兵。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派兵支援东北，增加东北的军饷。可万历把奏折扔在一边，说“东北离北京那么远，女真部落也没那么厉害，不用管他们”。结果，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正式跟大明对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 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了大明的抚顺、清河等城池，还发布了“七大恨”，列举了大明的七条罪状，公开向大明宣战。
万历这才慌了，赶紧派杨镐为经略辽东，率军十万，去攻打后金。可此时的大明，军队战斗力已经非常差了——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没经过训练，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军饷还经常被克扣，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 年），明军和后金军在萨尔浒展开决战，明军被后金军打得大败，损失明军精锐“三大营”，八万多士兵。至此，辽东的大片土地都被后金军占领。萨尔浒之战，是大明和后金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大明在东北战场上再也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防御。
而此时的大明，内部也已经乱成了一团。因为万历长期“怠政”，官员贪污腐败，赋税繁重，老百姓流离失所，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山东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徐鸿儒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郓城、邹县等城池，还建立了“中兴福烈帝”的政权，虽然最后被明军镇压了，可也让大明的统治摇摇欲坠。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 年），万历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要是自己当初不那么“怠政”，不那么任性，好好治理大明，大明会不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自己当初早点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搞“立储之争”，朝堂会不会不那么混乱？要是自己当初不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不那么宠爱福王，老百姓会不会不那么恨自己？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 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他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大明。
《明史·神宗本纪》里对万历的评价很中肯：“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熹，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意思就是万历小时候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