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权，它已经违背了契约。它不再是国家，它只是一个……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大的以武谋私的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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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这片土地的病。”
“我会在金山，在南洋，在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建立我们自己的秩序。
我会用我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所有手段——金钱、法律、舆论，还有枪——去武装我的同胞。
我不管他们是忠于大清还是忠于上帝，我只要求他们忠于这个新的契约，忠于我们自己。”
“我会让这个政权知道，它若不肯改变，不肯履行它作为国家的承诺，那它的人民，就有权……选择另一艘船。”
“我会践行我自己的路，纯甫你也是。”
“你我各自选择不同，将来仍有再见的一天，到时候你我再叙。我送你一本书，我找到了我的思想，我要在海外华人间统一的思想，送给你品鉴。”
“是什么？郑观应的《易言》？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还是薛福成的《筹洋刍议》？”
陈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国内如今这几年除了洋务派之外又有新的思潮出现，例如郑观应、王韬等人，主张设立议院或国会，实行君民共主（君主立宪）。
郑观应在《易言》中论述，西方列强对华夏的侵略，不仅是兵战，军事侵略，更是商战，经济侵略。洋货倾销导致中国利权外流，民生凋敝。
主张国内必须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商战。
要求政府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设立商部，保护商人利益，并采用西方的公司制度，如股份制。
批评洋务运动“只学皮毛，不学根本”。他们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其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
教育上，传统的八股取士毫无用处，培养的都是空谈误国的书生。主张废除或改革科举，转而学习西方的实学，如科学、数学、国际法、政治学。主张大量创办新式学堂。
并且学习国际法，以平等身份与各国交往，在海外设立更多使馆和领事馆，以保护华商和华工的利益。
陈九看着他眼神里的急躁，摇了摇头，
“你自己看吧，我在养病期间，在旧金山带人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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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
书房内，印度仆人候在一旁，扇叶缓慢而有节奏地摆动，却丝毫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与湿热。
约翰·施怀雅将杯中的白兰地一饮而尽，阿尔弗雷德·丹特则在把玩一根未点燃的吕宋雪茄。
太古与宝顺的实际掌控者私下共同约见一个人，这在香港是极为罕见的事。
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强烈的信号。
伍廷芳准时抵达。他微笑着对两位大班点了点头，
“晚上好，施怀雅先生，丹特先生。感谢二位的邀请。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的雅兴。”
“坐吧，伍先生。”
“我们今天不是作为立法局的同僚在聊天，也不是作为律师。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伍廷芳坐下，仆人立刻为他倒上一杯水。
“我今天代表的是那些……在轩尼诗爵士的治理下，努力维持着华人社区体面与秩序的朋友们。”
他用了“华人总会”的隐含称谓，并把港督拉了进来。
丹特首先开口了，他的态度比施怀雅更圆滑，
“伍先生，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一个商业上的麻烦。”
他晃动着雪茄，“这个月，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发来电报，将所有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航线的保险费率上调了三个百分点。”
伍廷芳眉毛一挑：“哦？理由是？”
“政治与军事风险。”
施怀雅接过了话头，“苏门答腊的非正常劳工暴乱。荷兰人向伦敦、柏林、巴黎的每一家报纸发文，说他们的殖民地虽然恢复了基本秩序，但是那些有组织的华人暴徒的攻击，已经和亚齐人达成同盟。他们损失惨重，德利被烧成了白地，还时常受到游击队的攻击，无法恢复正常的秩序。”
伍廷芳推了推眼镜，
“施怀雅先生，这真是……不幸的事件。”
他的语气充满了遗憾，
“总会一向致力于合法的、有契约的劳工输出。但您和我都清楚荷兰人的手段。他们用鞭子和镣铐管理种植园。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这不是暴民和海盗，这只是绝望的反抗。”
“我他妈的才不管那是反抗还是谁策划的！”
施怀雅低吼道，终于撕下了一丝伪装，“我们只关心劳埃德的保费！太古的船和宝顺的船，现在去一趟新加坡，成本都高了一截！这就是地区暴乱带来的反噬！你明白吗？你们在荷兰人的地盘上玩火，却烧到了我们的账本！”
丹特补充道：“而且，荷兰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