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期待着一场欢迎仪式。也许不是盛大的，但至少是体面的。
他们期望看到总理衙门的官员，或是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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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期望看到“欢迎大清国出洋肄业局学生归国”的横幅。他们期望看到李鸿章总督的代表，来迎接他们这些国家自强运动的先锋。
码头上，人头攒动，有洋人、商贩、苦力，还有看热闹的市民。
但，没有人来迎接他们。
汽笛声、缆绳的摩擦声、苦力的号子声……一切都嘈杂不堪，唯独没有他们期待的欢迎声。
邮轮停稳了。舷梯放下。学生们拎着手提行李，依次走下。
他们站在码头上，九十多名穿着西装、面带困惑的年轻人，在堆积如山的货物和好奇的目光中，显得格格不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没有官员。没有马车。没有欢迎。
不知过了多久，几个身影从码头的人群中慢吞吞地挤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个穿着中式褂子、神情茫然的先生。
他走上前，打量着这群“假洋鬼子”，犹豫地开口：“哪位是……吴监督？”
吴子登监督早已先行一步，处理他的公务去了。
这个陆先生显然对自己接过的任务毫无准备。
他手里捏着一份名单，开始费力地清点人数。
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眼前这些是什么人。在他眼里，他们不是耶鲁的工程师或哥伦比亚的学者，他们只是一批货物，是上海道台大人交代他接一下的“麻烦”。
“都到齐了？”他用不耐烦的上海话问。
学生们用英语和广东话互相询问，最后用生硬的官话回答：“齐了。”
“跟我来。”陆先生叹了口气，转身招了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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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为他们准备的“交通工具”出现了。
不是他们在美国乘坐的舒适马车，也不是官员应乘坐的大轿，甚至不是普通的马车。
那是几十辆独轮推车。
这种车，在上海，是用来运送蔬菜瓜果、货物，或是最底层苦力的交通工具。
学生们震惊了。
“我们要坐这个？”唐绍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开玩笑吗？（Are you kidding?）”一个刚从耶鲁毕业的学生脱口而出。
陆先生翻了个白眼：“啰嗦什么？上车！行李也放上去。”
在陆先生的催促和码头苦力的推搡下，这群新英格兰的绅士们，狼狈地爬上了那些吱吱作响的独轮车，每辆车挤上两个人，旁边堆着他们的皮箱。
一场“游行”开始了。
独轮车队，吱吱嘎嘎地驶离了码头，进入了上海繁华的租界。
这立刻引起了轰动。
看热闹的人群迅速聚集起来。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滑稽的场面——一群穿着“洋服”的中国人，却像待宰的牲口一样被装在独轮车里。
他们的西装，成了最大的笑柄。
“假洋鬼子！”
“看，假洋鬼子！”
“辫子呢？他们的辫子呢？”
“听说在番邦信了教，连祖宗都不要了！”
“朝廷花钱养了一群反骨仔……”
“看他们的样子！！”
嘲笑声，混杂着独轮车刺耳的“吱嘎”声，钻进每一个学生的耳朵里。
他们在美国的十年，是赞誉，喜爱和尊重的十年。
他们是洋父母的心头宝，是划船队的主力，是棒球队的明星，是学术奖项的获得者。
而此刻，在他们引以为豪的祖国，在他们准备奉献一切的土地上，他们成了被公开羞辱的小丑。
詹天佑坐在车上，紧抿着嘴唇。他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彻骨的冰冷。
真正的耻辱，发生在一个检查站——法租界的边界。
几辆独轮车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拦下了。
“下来！下来！”租界的巡捕呵斥道。
陆先生束手无策，最后只得严厉呵斥他们下车。
这些耶鲁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穿着西装，扛起沉重的皮箱，在同胞的嘲笑声中步行穿过法租界。
陆先生带他们到了上海道台衙门。
这里没有宿舍，没有欢迎晚宴。
从后门进入，七拐八绕之后，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是四个大字：“求知书院” 。
这个“求知书院”，是上海洋务局临时设立的收容所，一个用于安抚舆论和安置他们的临时机构。
他们被赶了进去。里面是空荡荡的大通铺。
没有床垫的木板，发给他们的，是肮脏发臭的被子，不知道从哪个仓库临时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