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批灾民，皆燕赵（河北、山东）之人，柔佛华人多称“北地佬”。
其悍勇质朴，虽饱经患难，但民风悍勇，且重乡情、守信义。
其操官话，与南洋本地闽、粤、客家诸方言，全然不通。并且于南洋无任何宗族、会党根基，唯有依赖发给其饭食、土地之总会。
此三点，正是我会打造私军之最佳人选。
光绪六年度，自天津大沽口登船，经检疫筛选，再秘密转运至柔佛新山。全年共计抵柔“北地佬”一万三千余人。
此上万北地佬，抵柔佛后，即被编入我会名下之垦殖公司。
明面上，彼等皆为农工。于内陆雨林深处，开垦土地，种植胡椒、甘蜜。更重要者，卑职遵公之命，令其于内陆河谷平原，广辟水田，种植水稻。至年底，已开水田一万余亩。所产稻米，未来足可供我柔佛、婆罗洲两地军民之需。此举，将彻底扭转我会被粮食牵制之窘境。
暗地里，则效仿九军旧制，及戚公束伍之法，行“寓兵于农”之策。
彼等耕作操练轮换。不习花哨，只练三事：队列、射击、土工（修筑工事）。
其四：英夷战线
光绪六年度，我会与英夷之关系，已急转直下。
新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弗雷德里克·韦尔德爵士，此人乃大英帝国之坚定信徒，素以强硬着称。其前任多不干涉，韦尔德则力主“主动介入”。
英夷在南洋之核心利益，非土地，乃马六甲海峡之贸易稳定。
其最大梦魇，乃西历1874之“拉律战争”。
彼时，华人“义兴”、“海山”二会党，为争霹雳州锡矿，内战不休，致英商利益大损。英夷遂以此为借口，逼签《邦咯条约》，强势介入马来半岛。
或尔，在韦尔德看来，光绪六年之局势，乃“拉律战争”之重演，且规模远胜于昔。
英属华人事务司，经一年详查，已初步认定两起事件皆出自我会之手。
德利战火，已严重波及英商利益。英商“哈里森与克罗斯菲尔德”公司在德利之烟草园，颗粒无收，损失惨重。英夷向巴达维亚抗议，指责荷夷无力平叛，违背1871年《苏门答腊条约》中“保证英商贸易自由”之承诺。
总会在柔佛的移民之策，北地佬以汹涌之态势，涌入柔佛。彼等不与本地华人（闽、粤、客）交流，自成一体，于内陆开垦、筑路、屯田。
其势之盛，已引起柔佛本地其他华人势力之恐慌。
韦尔德深恐此上万北地移民，将在新加坡之眼皮底下，引爆第二次、且规模大百倍之拉律战争。
据重金贿赂的英人官员报，经此两事，英夷华人事务司首次将我华人总会，从一个香港华社帮派，定义为——“一个有现代组织、有国际资本、有地缘政治野心、有跨国动员能力之战略威胁”。
护卫司之报告，卑职已秘密购得副本，称：此会之结构，仿效西人公司，然其内核，实为一军事商业集团。其以香港为金融中心，以旧金山为后援，以南洋为战场。其志，非图小利，恐在割据。”
韦尔德既有此结论，遂于光绪六年底，展开凌厉之政治攻势：
韦尔德不断向巴达维亚发出外交照会，抗议荷军无能。英舰“飞鱼”号更数次驶入勿老湾，名为“保护侨民”，实为恫吓荷军，并暗中侦查我军虚实。英夷或有“干预”德利局势之可能。
其二，韦尔德召见苏丹阿布巴卡，以英柔合作条约为筹码，要求阿布巴卡履行盟友义务，立即“整顿”其领土上未经英国批准之“私人军队”（即总会垦殖团）。苏丹阿布巴卡夹在我会与英夷之间，左右为难，已数次派人向我方试探，言辞闪烁。
其三，威慑香港。
此为英夷最致命之一招。英夷之真正筹码，在香港。
光绪六年十月至十一月，韦尔德总督数次约见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协调立场。
轩尼诗虽素对华人友善，然在帝国利益之前，亦不得不从。
英方已威胁，若我会在南洋（苏门答腊、柔佛）之活动不加收敛，则香港政府将宣布华人总会为非法组织，恐将实施多方制裁。
英夷之威慑，已非虚言。若香港总会被列为非法，则我会在港之贸易、金融（银行）、劳工诸业，将遭灭顶之打击。
我会多年布局，亦将暴露。
如何应对英夷之讹诈，乃光绪七年我全盘布局之最大变数。卑职窃以为，或需暂避其锋，于柔佛化整为零，暂缓北地移民之军事化，以换取英夷在香港之容忍。此为权宜之计，恭请公裁。
其五：资源战线
公曾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今之世，钢铁、煤铜，即为粮草。”
光绪六年度，我会在澳、苏、婆三地，皆受困于“资源”二字。苏门答腊缺弹药，澳门和婆罗洲兵工厂缺钢铁。故此，资源战线，乃我会铸剑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