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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阿吉指了指自己，“九爷派到了萨克拉门托的农场，当了个护卫队长。后来又安排我去了安定峡谷，跟一些外国佬学什么队列整军，操练新兵。现在，又让我到这南洋的烂泥潭里，冲锋陷阵。”
他说完，看着董其德，眼中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历经世事后的平静。“你问我后悔吗？董先生，我不后悔。”
“梁伯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
阿吉的声音变得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他说，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分的。有人坐堂上吃饭，就得有人在堂下当差。有人读书写字，就得有人扛枪卖命。有人当官发财，就得有人去死。”
“阿福和小哑巴，他们是读书的料，将来是要帮九爷治理天下的。我不是。我的命，就是打打杀杀的命。我是马来人，能回到南洋这片土地，带着弟兄们打仗，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要是能打赢，将来留在这里，替九爷看守门户，或许……更像是我的宿命。”
他抬起头，望着被雨水洗刷过的、墨蓝色的夜空，那里有几颗星星，正顽强地透过云层的缝隙闪烁着微光。
“比起那些在家乡饿死、病死，或者死在猪仔船上的同胞，我阿吉这条命，已经强过无数人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董其德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看似粗犷、内心却有着一套朴素而坚定生存哲学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
他想说些什么，关于理想，关于未来，关于不公。
但话到嘴边，却又觉得如此苍白无力。
阿吉所说的，何尝不是这个时代最残酷的真相？
在殖民者和旧帝国的双重压迫下，底层华人如同野草，能找到一片得以扎根生存的土壤，已是奢望。至于选择哪条路，是读书还是扛枪，或许从一开始，就由不得他们自己。
“梁伯还说了，”阿吉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他说，读书人有读书人的用处，武夫有武夫的本分。各安天命，各尽其职，才能把事情做成。李庚他们来了，是好事。打仗，光靠不怕死是不够的，还得懂章法。他们懂，就让他们来。我阿吉，听令就是。”
他将水壶递还给董其德，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雨小了。我去看看前哨的兄弟。董先生，你也早点歇息。明天，怕是还有硬仗要打。”
说完，他扛起那支老旧的水烟筒，拎着那把不知饮过多少人血的砍刀，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雨幕之中。
董其德独自坐在那里，良久无言。
他拿起水壶，也狠狠灌了一口酒。
辛辣的液体灼烧着他的喉咙，却驱不散心中那股莫名的寒意。
他这位留英归来的“天之骄子”，在这片远离文明的雨林里，他的宿命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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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庚和他带来的“种子”团队抵达后，整个根据地的运作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李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外部的荷兰人，而是内部那数千名刚刚摆脱苦力身份、人心惶惶的华工。
他们经历了暴动初期的血腥与混乱，又目睹了荷兰人的残酷报复，对于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许多人私下里仍在观望，甚至有人偷偷议论，是否该向荷兰人投降，换取一条生路。
董其德很敏锐，单纯的军事高压无法真正凝聚人心。
他采纳了李庚带来的、在振华学营反复推演过的“军政结合”策略，决定召开一次全体人员大会。
大会的地点，选在了一片被清理出来的开阔地上。
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九军战士警戒。数千名华工，按照他们原先所属的种植园和籍贯，被分成一个个方阵，席地而坐。许多人脸上依旧带着麻木和不安，交头接耳，不知道这些“造反”的头领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阿茂，如今已是第一哨哨官，带着他手下那一百多个老猪仔出身的弟兄，坐在最前面。他的腰杆挺得笔直，扫视着人群。
这些这几月和董其德暗中较劲的头领都知道，今天这场会，至关重要。
董其德、阿吉、李庚以及新成立的指挥部成员，一起走上了临时搭建的台子。
没有过多的客套，董其德率先开口。他的声音通过一个简易的铁皮扩音器，传遍了整个会场。
“各位兄弟！各位同胞！”
“巴塔克高地的血还未干透，荷兰人就急不可耐地把屠杀的捷报传遍了整个苏门答腊。
那些红毛鬼用最野蛮的法子，就是要叫我们晓得——顺者苟活，逆者屠戮！棉兰城里的乡亲，个个面如土色，连大气都不敢喘。日日都有人被拉到码头边上砍头，在座有好多外出放风打仗的兄弟，你们挨个问一问，我说的可有错！”
“最叫人揪心的，不是红毛鬼的洋枪大炮，是我们自家好多刚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