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于船首，望着天际线那抹土黄，那是华北平原与海河入海口。
泥沙滚滚，近海的水都浑浊异常。
作为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三代福建商贾，陈逸轩早已习惯了南洋那清澈碧蓝的海水，眼前这片苍茫萧瑟的景象，让他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压抑。
“昌瑞号”是一艘典型的福建福船，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深，稳定性极佳，足以抵御远洋的风浪。
但为了与洋人的快船竞争，陈逸轩的“永昌商号”早已为其换装了西式的帆索和导航仪器。即便如此，当一艘冒着滚滚黑烟的轮船从旁驶过时，那巨大的明轮搅起的浪涌依旧让“昌瑞号”颠簸不已。
陈逸轩认得，那是李中堂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的船。
在这片海域，传统的木制帆船早都没落了。
船行至大沽口，景象愈发复杂。
岸边，新建和加固的炮台森然矗立，冰冷的炮口遥指海面，这是直隶总督李大人“自强”洋务的成果。
然而，港口中穿梭的不仅有招商局的轮船和传统的漕运沙船，更有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和星条旗的各国商船。
这里早已不是封闭的家天下了。
一名当地的引水人被小船接上了“昌瑞号”，在他的引导下，福船小心翼翼地驶入蜿蜒曲折的海河河道。
河水愈发浑黄，两岸景物也渐渐清晰。
最先映入陈逸轩眼帘的，是沿河北岸，一片片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拔地而起。
先是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风格的洋行、货栈和住宅，
一条平整的石板路沿河铺开，被人称为“维多利亚道”。
间或可见高耸的教堂尖顶，以及戴着红色缠头、身材高大的印度巡捕在巡逻。
紧接着是法国人的紫竹林租界，建筑风格更为华丽。
这些租界拥有自己的行政、司法乃至警力，俨然是国中之国。
到今年，距离天津首次被迫开辟租界已有近二十年之久，洋人已经深入到这里的方方面面。
“昌瑞号”缓缓驶向三岔河口附近的华人码头，这里的河岸是泥泞的，低矮的青砖瓦房、庙宇和会馆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
码头上人声鼎沸，成百上千的苦力赤裸着上身，喊着沉闷的号子，将一包包货物从驳船上扛到岸上。
船只最终在指定泊位下锚。
不久，一艘挂着黄龙旗和海关旗的小船靠了过来。
登船的并非穿着补服的清朝官员，而是一名高鼻深目的英国人，身后跟着一位穿着长衫、会说流利英语和官话的中国文员。
他们天津海关的关员。
那位洋员一丝不苟地核对了“昌瑞号”的货物清单，计算着应缴的关税。
陈逸轩第一次来天津港交割，但心里也明白，这个国家的部分经济主权，已然掌握在了洋人手中。
他去过上海，也听父亲提起过，早年间，由于外国商船太多，也因为太过腐败，上海道台无法有效管理上海海关，导致关税征收陷入瘫痪。
为了恢复秩序和税收，上海的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地方政府协商，决定由外国人代管上海海关。
事实证明，这种由外籍人员管理的模式非常“高效”且“清廉”。
他们引入了现代化的报关、查验和会计制度，使得关税收入大幅且稳定地增长。
清政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的巨大好处。
收入不仅稳定可靠，而且十分清廉。在不断需要支付战争赔款和支持洋务运动的时间，这笔钱至关重要。
不仅如今，由外国人居中管理，大大避免了外交争端，还能让全国各口岸的海关管理和关税征收标准得以统一。
于是，大手一挥，全国各口岸的海关管理，关税征收全都交给了英国人赫德建立的总税务司。
天津，这座李鸿章倾注心血打造的洋务运动北方中心，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海河一侧是整洁而强大的租界，另一侧是混乱且苦难的城区。
对比，太过明显了些，让人心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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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信不方便的年节，将价值数万两白银的货物运抵一个陌生的港口再寻找买家，无异于一场豪赌。
永昌商号的生意，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信誉、网络和一种新兴的、介于中西之间的商业秩序。
他没有去喧闹的估衣街或针市街，而是换上一身素雅的丝绸长衫，乘坐一辆在天津已不算罕见的东洋车（人力车），径直前往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
马车驶过平整的碎石路，路旁是高大的白蜡树和新安装的煤气灯柱。
最后在一栋三层高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前停下。
这里是英商“怡和洋行”在天津的分行，一掌控着华北进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