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头冷冷地看着那个监工，眼神像刀子一样。
监工被他的气势镇住了，色厉内荏地用马来语嚷嚷着什么。李工头直接用流利的马来语回敬了过去，最后，他指着远处办公室的方向，说：“如果你坚持，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找范德伯格先生，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地对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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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工最终悻悻地放下了鞭子。
那一幕，被不远处的阿茂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里充满了震撼。八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有华人敢这样和监工正面对抗，并且还赢了。
李工头的存在，像一堵无形的墙，把契约工们保护了起来。
他们吃着比猪仔们好得多的伙食，住着更干净的屋子，干着同样的工作，却没有人敢随意打骂他们。
他们每个月还有四天休息时间，专门有一天李工头会让他们打扫房子，洗澡，洗衣服，还请了一个鬼佬医生给他们检查身体。
这引起了老猪仔们极大的羡慕和嫉妒，也让种植园的荷兰管事和本地监工们对他恨之入骨。
在他们看来，李工头就是一根搅屎棍，破坏了他们长久以来建立的绝对权威。
范德伯格先生好几次在办公室里咆哮，骂他是“香港来的狗屎”。
足足几个月他们这些老猪仔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李工头如此理直气壮，原来整个南洋地区的华工都被他们嘴里的华人总会掌握，要是种植园主不讲规矩，他们就再也招不到一个华工。
阿茂对李工头的感情很复杂。
他羡慕那些契约工，也渴望得到那样的保护。
但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
他和他们，仿佛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他和身边的猪仔们，是卖断了身的奴隶；而那些契约工，是来打工的“客工”。他们有合同，有期限，三年后就可以拍拍屁股回家。
而他们呢？他们的合同是“无限期”的，除非死，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一天傍晚，收工之后，阿茂在河边洗漱，正好看见李工头一个人站在河岸上，望着夕阳抽烟。落日的余晖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显得有些孤单。
阿茂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了一句：“李工头，香港……离家乡还远吗？”
李工头转过头，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他不像那些监工一样盛气凌人，眼神很平和。他吐出一口烟，答道：“不远，坐船十几天就到了。你是哪里人？”
“福建，同安。”
“哦，那更近了。”李工头笑了笑，“想家了？”
阿茂点了点头，眼圈有些发红。
八年了，他从不敢在人前提起“家”这个字，这个字像一把刀，会把他的心割得鲜血淋漓。
李工头看着他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还有那与年龄不符的沧桑眼神，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唉。好好攒钱，总有回去的一天。”
“回不去了。”阿茂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们是签了死契的。”
“狗屁的死契！”李工头突然骂了一句，把烟头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碾灭。“那都是骗人的。等时局变了，你们就有出头之日了。”
“时局……会变吗？”阿茂喃喃地问。
“会的。”李工头看着远方，目光深邃。“大清国在变，洋人也在变。这世道，不可能永远这样黑下去。你们要做的，就是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
“我在澳门的猪仔仓里被救出来，到现在，没有一天不在等。”
那天的谈话，在阿茂心里掀起了巨浪。
“只有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黑暗的内心世界。
他第一次开始思考，除了赎回妹妹，活着，或许还有别的意义。
然而，他没有想到，李工头自己，却没能等到那一天。
冲突的爆发，源于一场疾病。
雨季带来的潮湿和闷热，让疟疾开始在种植园里蔓延。
长屋里，每天都有人倒下，浑身打着摆子，忽冷忽热。
猪仔们病了，只能靠自己硬扛，或者去吉歹（种植园的小卖部）里买一些不知名的草药，听天由命。
契约工那边，也有七八个人病倒了。
李工头立刻找到了范德伯格，要求请医生，并提供西药“金鸡纳霜”。那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价格昂贵。
范德伯格以“开销太大”为由，断然拒绝。他扔给李工头几包本地的草药，说：“让他们喝这个，和那些猪仔一样。在这里，生病只能怪他自己身体不好。”
“先生，合同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甲方必须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
李工头的脸色铁青，他从怀里掏出那份已经有些卷边的合同，拍在范德伯格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