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过逃跑，但种植园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里面有猛兽和瘴气，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被抓回来的逃跑者，下场更是凄惨，会被活活打死，然后挂在种植园的入口处，警告所有心怀二意的人。
支撑他活下来的唯一念想，就是妹妹阿月。
他不敢死，他怕他死了，就再也没人记得那个扎着羊角辫、总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了。
第四年的时候，一个同乡捎来了家信。信是族长找人代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信里说，前年又遭了灾，为了活下去，阿月……也被卖了，据说是卖给了邻村的富户做丫鬟。
那一刻，阿茂感觉天都塌了。
他哭了一整晚，一天一夜没吃没喝。
他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他发了疯似的捶打着身下的木板，直到双手鲜血淋漓。
从那以后，他就变了。
他不再抱怨，不再与人争执，变得沉默寡言，像一块石头。
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攒钱上。
种植园有个规矩，每年只有几天，猪仔们可以用积攒的陶瓷币，按照一个极不划算的比例，兑换一次真正的货币——荷兰人的钱。
绝大多数的猪仔，辛苦一年的“瓦片”，都在吉歹里换成了鸦片和食物，到了年底根本剩不下几个。
但阿茂做到了。
他对自己狠到了极致。他舍不得买一点额外的食物，饿了就喝水充饥。
他戒掉了本就不多的烟瘾。别人聚在一起赌钱、抽大烟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擦拭他的锄头。
工头发下来的每一块陶瓷币，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好，放进那个从不离身的竹筒里。
他要赎回阿月。
这个念头像一根钢针，深深地扎进了他的骨髓里。
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再受苦。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忍受一切。
八年过去了，他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
虽然他仍旧年龄不大，但他的眼神，却像个老人一样，浑浊而麻木，腰杆也坏了，直不起来，只有在清点那些陶瓷币时，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这一天，雨终于停了。
管事吹响了开工的铜哨。阿茂和往常一样，将竹筒贴身藏好，抓起一顶破旧的斗笠，汇入了沉默的、走向烟草田的人流中。
然而，今天的种植园，气氛有些不一样。
在空地上，站着一群新来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和阿茂他们这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老猪仔不同，这群人虽然也穿着粗布衣服，但看起来干净整洁，精神面貌也明显要好得多。
他们没有被剃光头，只是剪短了头发，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好奇又警惕地打量着这个新环境。
人群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面容坚毅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熨烫过的白色短衫，脚上是一双皮鞋，尽管沾满了泥浆，但依然能看出价值不菲。
他没有和新来的工人们站在一起，而是直接与种植园的荷兰大管事——范德伯格先生，一个胖得像酒桶一样的白人在交涉。
一个懂行情的同乡在阿茂身边低声说：“听说了吗？这批人不是猪仔，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契约工。听说是和香港的正规公司签的合同，三年期。
带头的那个，是公司的工头，专门派过来监督合同执行的，不干活，香港的公司给他发薪水。”
这个消息在猪仔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契约工？还有专门的工头监督？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里，华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猪仔，命运掌握在白人东家和本地监工的手里。
那个工头，阿茂后来知道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工头。
李工头和范德伯格的交涉似乎很顺利，他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地递上了一叠文件。
范德伯格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最终还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监工把这批新工人带下去，单独安排在另一头新建的长屋里。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种植园的秩序，因为这批契约工和李工头的到来，被彻底打乱了。
李工头果然如传言所说，他从不下地干活。
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手在种植园里巡视。
他会亲自检查契约工的伙食，如果发现米饭不够或者咸鱼发臭，他会立刻找到管事理论，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态度强硬。
他会拿着一块怀表，监督契约工的工作时长，一旦超过合同规定的十二个小时，他就会站出来，要求监工立刻收工。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契约工因为动作慢了些，被一个爪哇监工扬手就想用藤鞭抽打。鞭子还没落下，就被一只铁钳般的手抓住了。是李工头。
“合同上写明，你们只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