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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强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种生理上的恶心，而是像一个书记员一样，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他追问船舱的尺寸，追问每天配给的食物和水的分量，追问如何处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尸体，追问那些“猪仔”的卖价和利润。
他发现，自己正在写的，不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冒险故事，而是一本无比精细的、关于罪恶的账本。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威尔逊放弃了《邦联孤狼》那种夸张的煽情的笔法。
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一种极度冷静，克制，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感情的笔调。
他只是罗列事实，描绘细节，不加任何道德评判。
他详细地记录了黄四的“商业模式”，就像《华尔街日报》分析一家铁路公司的财报一样。
“…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劳工，黄四的组织可以从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获得四十西班牙银元。除去付给地方蛇头的五银元，以及航运途中约两银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损耗，单笔交易的净利润高达三十三银元。在1868年的高峰期，黄四控制的船队一年可以运送超过三千名猪仔，年利润接近十万银元，这笔钱足以在旧金山任何一个豪宅区购置房产……”
当威尔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的手是冰冷的。
黄四又被拉回了斗场当人肉沙包，他不过是在转述地狱的景象。
这本书被命名为《黄土之下》，波士顿一家以出版严肃读物闻名的出版社看中了。
1875年初，这本书悄无声息地上市了。
它的反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普通民众对它毫无兴趣。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爱情，只有一个卑劣的异国罪犯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它在廉价小说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
然而，在另一个圈子里，它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东海岸那些依然活跃的废奴主义者后裔、人道主义者、以及一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将这本书奉为圭臬。
《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称赞这本书“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奴隶贸易变种……威尔逊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放弃了廉价的道德谴责，而是用冰冷的事实，构建了一座无法辩驳的罪恶纪念碑。”
威尔逊开始收到来自哈佛和耶鲁大学教授的信件，他们邀请他去进行演讲。一些社会改良组织将他的书作为募捐晚宴上的宣传材料。
他第一次被冠以“有良知的作家”、“勇敢的揭秘者”这样的头衔。
威尔逊对此感到无比的讽刺。
勇敢？他的素材是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诉他的。
良知？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钱和名声。
这本书的销量最终只有区区两万册，给他带来的版税甚至不够支付他在纽约一年的开销。
但他却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资本”，那就是评论界的赞誉和一种虚假的道德光环。
陈九对此似乎很满意。
他告诉威尔逊：“名声有时比金钱更有用。你现在有资格去讲一个更大的故事了。”
那时的威尔逊还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他只是有些失落，也有些庆幸。失落的是没能一夜暴富，庆幸的是，这个故事的危险性似乎有限。
毕竟，被他冒犯的，只是一群远在天边的、上不了台面的罪犯。
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做一个“安全”的、受人尊敬的“纪实作家”。
直到他读完了陈九给他的第二份文件。
一个厚厚的、装满了关于圣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长威廉·阿尔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纸袋。
那一刻威尔逊才明白，他的弄臣生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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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关于阿尔沃德市长的文件，与其说是资料，不如说是一部已经写好了剧本大纲的城市编年史，只是里面充满了最肮脏的细节。
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上面清晰地标注着给各位议员的回扣。
有警局内部的秘密报告，记录了如何掩盖某些富商子弟的丑闻。
甚至还有妓女的证词，详细描述了她们曾在哪些达官贵人的床上，听到过哪些关于土地交易的秘密。
威尔逊花了整整三个月，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资料的最后，是关于市长的儿子，卡尔·阿尔沃德的记录。
一个年轻、英俊、前途无量的海岸警卫队军官，一个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城市英雄，在一次镇压暴乱行动中“不幸”中枪身亡。
卡尔是如何肆无忌惮地打击沿海渔民，是如何羞辱他人为乐，又是如何在暴乱中被一个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