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邀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砂拉越等地的头面人物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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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
对于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合作的商人型甲必丹和侨领，公司授予他们“总会”的荣誉董事头衔，并给予他们在新业务中的股份。
例如，槟城的甲必丹郑景贵，这位同时也是“海山”公司领袖的富商，就敏锐地看到了与公司合作的巨大利益，成为了第一批“拥护者”。
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试图依靠私会党暴力反抗的传统势力，公司的手段更加直接。
阿昌叔亲自坐镇马六甲，带领一支由安定峡谷的“九军”和新招募的本地南洋小伙子组成的“公司保安队”，以“清剿海盗”、“维护航路安全”的名义，对几个负隅顽抗的私会党堂口进行了打击。
既是练兵也是屠杀，
几场单方面的大练兵之后，整个马六甲海峡的地下世界陷入了死寂。
对于那些既不合作也无力反抗的传统港主和乡绅，公司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公司在他们的领地附近建立新的、管理更高效的种植园和居民点，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治安，用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将他们治下的工人和佃户一点点吸引过来。
不出两年，这些旧式的“土皇帝”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头司令。
与此同时，公司与殖民政府的关系，也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共生阶段。
在新加坡，英国人惊喜地发现，这个“太平洋渔业公司”远比那些难以捉摸的私会党要“文明”得多。
它懂法律，按时纳税，最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维持了华人社会的“秩序”，并且极大地促进了殖民地的经济繁荣。
港督府乐于与华人总会这样的“现代华人精英”打交道，甚至在某些涉及华人内部事务的案件上，会咨询总会的意见。
在荷属东印度，荷兰人则充满了警惕。
他们对这个组织严密、华人背景和美国背景掺杂的公司充满了戒心。
到1878年年末，太平洋渔业贸易公司已经在南洋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贸易体系。
然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有一个地方，一个象征着旧时代华人自强之梦的最后堡垒，正孤独地矗立在婆罗洲的雨林深处。
兰芳大统制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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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坤甸以东，东万律旧都。
高大的龙脑香树遮天蔽日，这里曾是兰芳共和国的心脏，罗芳伯当年“众议而行”的总厅，就坐落在这片谷地的中央。
然而，1878年的东万律，早已不复当年的鼎盛。
金矿资源的枯竭，内部利益的纷争，以及荷兰人数十年来不间断的经济封锁与军事蚕食，让这个百年华人自治体早已元气大伤，仅能勉强维持着对周边几个客家村社和部分达雅克族部落的控制。
它像一棵被白蚁蛀空了内心的古树，外表依旧挺立，内里却已腐朽不堪。
会面的地点，没有选在兰芳的总厅，而是定在郊外一处名为“静思园”的别业。
这里曾是某位总长的退隐之所，如今已略显颓败。
这里没有皇帝，没有总督，称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由各级首领共同推举产生。
园内的一座八角凉亭中，三个人相对而坐。
亭中设着石桌石凳，桌上摆着一套粗朴的茶具。
主位上坐着的，是兰芳大统制共和国的末代“大唐总长”，刘阿生。
他年近六旬，身材枯瘦，一身蓝布长衫。
左边一人，是阿昌叔，老大哥故去，他话少了很多，杀性也没人能控制，在南洋练兵的时候犯下许多血案，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会匪被杀了许多，在南洋闯下诺大名声。
右边一人，则是伍廷芳。
如今被新任港督轩尼诗委任为太平绅士，专职服务于如今陈九的事业。
无外乎港督和他分别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分别下注。
他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从随身的皮包里，不紧不慢地取出几份文件，整齐地摆放在石桌上。
“刘总长，”
伍廷芳率先开口，“冒昧来访，还请海涵。鄙人伍廷芳，受美国太平洋渔业贸易公司及其董事陈九先生之托，特来与总长商议一件关乎兰芳十数万民众福祉之大事。”
刘阿生端起茶杯，目光在伍廷芳和阿昌叔脸上扫过，最终落在伍廷芳身上。
“伍先生客气了。”
“兰芳如今不过是苟延残喘，困守此弹丸之地，何来福祉可言？倒是贵公司，近来在南洋声名鹊起，以雷霆之势，重整港澳，威加海峡。今日驾临我这穷乡僻壤，不知有何见教？”
“总长过誉了。我司所为，皆是顺应时势，以商业之法，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