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臣工所议，皆是为国谋划，其心可鉴。然国之大事，需权衡轻重。李鸿章所奏海防，确系要务；西北边疆，亦不可轻言弃置。国库艰难，需得想个两全之法。着军机处、户部再详细核议，统筹全局，拟个章程上来。总需……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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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项城袁家大宅。
17岁的袁慰亭站在练武场的中央，手中紧握着一杆白蜡木杆枪，他机械地重复着刺、挑、拨、扫的动作，仿佛要将胸中的全部烦闷都倾注于这冰冷的枪尖之上。
半个月前，他从陈州府的乡试考场上败下阵来。
那“不中”二字，仍时时刺痛着他的心。
回到家中，叔父虽未严厉苛责，但那失望的眼神，比任何斥骂都让他难熬。
袁家是官宦世家，科举正途是理所当然的登天之梯，而他，却在这第一道门槛上就摔了个结结实实的跟头。
“文章尚不入门……” 叔父的评语在他耳边回响。
他停下动作，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目光越过高墙，望向灰蒙蒙的天空。
圣贤书里的微言大义，他不是不懂，只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致。
比起在故纸堆里寻找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更愿意骑马，更喜欢舞刀弄枪。
这乱世之中，国家的羸弱，洋人的觊觎，绝非几篇锦绣文章就能挽救的。
前些年“大饥荒，饿殍遍野，官府束手无策，那景象至今仍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大丈夫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而不是皓首穷经，在笔墨间空耗光阴。
“难道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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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这条浸透了千年烟火与百年屈辱的母亲河，江水浑浊，缓缓东流。
一艘小小的内河渡船，正逆着江口海风，向着潮州的方向，慢悠悠地驶去。
船头，陈九静静地站着，风吹动他剃得极短的头发。
他身后，船舱的门帘旁，梁伯躺在一张竹编的躺椅上，身上盖着一张薄薄的毛毯。
他已经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但精神却出奇地好。
浑浊的眼睛望着两岸熟悉的景致，那些盘根错节的巨大榕树，那些临水而建的低矮村庄，还有远处田埂上牵牛晚归的农夫。
“还是家里的水土，养人啊……闻着这股烂泥的味，骨头缝里都是舒坦的。”
这趟归途，是他坚持要走的。
梁伯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香港澳门的洋人医生摇着头，说上帝也无能为力。
对于他们这些在海外漂泊半生，见惯了血与火的孤魂野鬼而言，叶落归根，这几个字比金山所有的黄金加起来，还要重。
“跟着天王打仗的时候，”
梁伯的思绪开始飘忽，“那时候，我都以为，这天下该换个活法了……可到头来，还是败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当年的不甘，
“枪杆子能打天下，但只靠枪杆子坐不住天下……”
“……我死之后，不必立碑，不必厚葬……”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消散在湿润的江风里。
陈九握着他的手，感觉到那最后一丝温度，也渐渐从指尖流逝。
船，依旧在缓缓前行。
当渡船抵达码头时，梁伯已经走了。
阿昌叔红了眼眶，一声不吭。
陈九没有哭。他只是将梁伯的遗体，用最干净的白布包裹好，亲自背下了船。
他按照老人的遗愿，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简单地操办了后事。
老人连自己父亲埋在哪里都记不得，只说把自己埋在这里，他自会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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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石头仔怎么也睡不着，梦见自己驾驭着一艘巨大的蒸汽铁甲舰，驰骋在无垠的大海上，他的身后，是无数挥舞着刀枪、剪掉了辫子的洪门兄弟。
18岁的康广厦在摇曳的烛火下，在字里行间寻找着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的名字。
64岁的左宗棠终于说服朝廷出兵新疆，朝廷规定由东南富裕省份（如江苏、浙江、广东等）拨款支援西北兵事的经费。各省拖欠、截留。左宗棠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不断上奏朝廷催促，甚至以辞职相胁，并通过私人关系与各省督抚交涉。
17岁的袁慰亭遵从家庭安排，与妻子于氏结婚，内心仍在纠结是不是要放弃科举，转投军旅。
26岁的陈九站在船头，汽笛鸣响，远离岸边，他又要重复叔公的老路，带人再下南洋。
他们彼此陌生，素未谋面，行走在各自的命运轨道上。被同一股巨大的的潮汐所裹挟的、身不由己。
脚下这片他们试图拯救、变革、征服或逃离的古老土地，已在沉默中积蓄着力量，正呻吟着迎来一场长达近百年的、前所未有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