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盘剥之下，像麦克这种贫穷的农民家庭负担极重。
最要命的是，这个租约极短，农民对土地的任何改良，像修建石墙、改善土壤，都可能导致地主在续约时大幅提高租金，等于是在惩罚勤劳。
作为天主教徒，爱尔兰农民还必须向他们自己并不信仰的英国国教缴纳“什一税”，用于供养新教牧师。
地主不断将传统上用于公共放牧的“公地”用石墙圈起来，断绝了贫困家庭唯一的额外生计来源。
付不起租金的唯一后果就是被暴力驱逐。
全家老小，连同所有家当，被扔到路边，房子被拆毁或烧掉，让他们无家可归。
麦克和家人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那一小块马铃薯地。
因为马铃薯疫病，麦克的父母交不起地主代理人定下的高额租金。
驱逐令下达，过两天警察就会来把全家都扔到冰冷的雨中，拆掉房子。
麦克那时候才十四岁。
麦克差一点点就被饿死。
那一晚，一群脸被涂黑的邻居和麦克的父母一起，他们化身为杀手和罪犯，悄无声息地来到土地代理人的庄园，烧毁了他存放租约和驱逐令的办公室。
最后，他们派出了一个信得过的人把和麦克一样大的小孩都送往了美国。
麦克后来得知，包括他的父母在内，那些人都死了。
在英国人嘴里，这些人是纵火犯、暴徒、杀人犯。
但在所有爱尔兰人心中，这些他们的叔叔、亲戚、堂哥，所有反抗地主的人，他们都是英雄。
他们用被法律定义为“罪”的行为，为绝望的人们带来了上帝般的“恩典”。
麦克来到旧金山之后，就发誓绝不让自己饿着。
他信奉暴力，努力向上爬。
可直到今天，他马上四十岁了，才突然明白父亲那夜跟母亲说的那句话。
残酷的行为有时是一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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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终于大亮了。
一个在街角靠捡垃圾为生的独腿老人，从他那用破木板和油布搭建的窝棚里探出头。
他看到了街口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到了那些被推倒的拒马和拉起的警戒线。
他茫然地眨了眨浑浊的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今天的巴尔巴利海岸，与昨天，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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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太平洋上毫无遮拦地吹来，也吹得身边临时插上的星条旗猎猎作响。
谢尔曼上校就站在这风中。
他没有戴军帽，灰白色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散乱，但他的身躯依旧站得笔直，牢牢地钉在这片罪恶与繁华的土地上。
作为一名在南北战争的血火中一路从少尉晋升到上校的职业军人，谢尔曼见惯了死亡。
他曾亲眼目睹过安提塔姆溪谷的伏尸遍野，那里的玉米地，一天之内被炮火和子弹反复犁了十几次，绿色的植株和蓝色的军装，最终都变成了浸泡在血水里难以分辨的烂泥。
他也曾在谢南多厄河谷执行过焦土政策，亲手下令烧毁农庄，驱赶平民，将那片富饶的土地变成一片焦黑的、寸草不生的废墟。
战争，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残酷而高效的秩序。
它有明确的目标，摧毁敌人，赢得胜利。
它有清晰的规则，服从命令，杀死敌人。
在战场上，对错很简单，活下来，并且让敌人活不下去，就是唯一的真理。
然而，眼下巴尔巴利海岸的这场“战争”，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厌恶。
这不是战争。
这甚至算不上一场体面的屠杀。
这是……溃烂。
是一座城市在欲望的驱动下，内部组织不可避免的腐烂化脓，最终爆裂开来，喷溅出肮脏的脓血。
那些放高利贷的赌场老板、贩卖女人的妓院老鸨、兜售鸦片的烟馆管事、以及那些在码头上打家劫舍的帮派分子……
他们每一个人，都比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客，更像社会的毒瘤。
这些人会在地下世界的斗争中自我消灭，或者被他，被那些政客下令逮捕审判。
可对于那些上流人士。
谁又有资格，充当那个开枪的审判者呢？
是那些坐得更高的政客，华盛顿？他们自己就是这罪恶的保护伞，是分食腐肉的秃鹫。
帕特森和他手下那些腐败无能的警察？
他们不过是些收黑钱的看门狗，甚至会为了几块骨头，反过来撕咬自己的主人。
那么，他谢尔曼，合众国的上校，普雷西迪奥的指挥官，能成为那个审判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