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下雨，我趴在阳台窗户上看。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汇成水流往下淌，把窗外的世界弄得模模糊糊的。雨水打在草坪上，溅起无数小水花，像撒了把珍珠。
就在原来那个爷爷坐过的地方，水花突然变得不一样了。别的地方的水花都是乱溅的，只有那里，水花像被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挡着，在地面聚成个圈，迟迟不散，圈中间的水花很小，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溅不起来。
圈中间的草，比别处矮了一截，整整齐齐的，像被人坐过，雨水打在上面，只压弯了草尖，却没让它们倒下，透着股说不出的古怪。
我吓得赶紧关掉窗户，后背贴在墙上，心脏“砰砰”地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脖子上的黑石烫得吓人，像块烧红的炭，贴着皮肤，烫得我差点叫出声，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凉下来，恢复了之前的冰凉。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那个爷爷。他还是坐在轮椅上，背对着我，头往后仰着，下巴尖尖的，后脑勺的头发稀稀疏疏的，露出苍白的头皮。可这次，他慢慢转过头来，速度很慢，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脖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
他闭着的眼睛睁开了，里面没有眼珠，只有两个黑洞，黑洞深得像能吸住人的灵魂，黑洞里映着我的脸，小小的，吓得直哆嗦，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陪我坐会儿。”他说，声音像漏风的窗户，“一个人……太孤单了……”
我想跑，可腿像被钉住了，动弹不得，脚下像生了根，扎进地里。他的轮椅慢慢往我这边移，“咕噜咕噜”的，声音越来越近，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味，像晒了很久的旧棉花，带着点霉味，还有点淡淡的消毒水味，像医院里的味道。
就在轮椅快要碰到我的时候，我脖子上的黑石突然变得滚烫，像块烙铁，烫得我尖叫一声，猛地睁开眼。
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块光斑，里面飘着细小的尘埃。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黑石，它又变得凉丝丝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红绳，被汗水浸得更深了。
秋天的时候，小区物业在那块草坪上立了个牌子，白色的，上面用红漆写着“禁止停留”，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血写的。可还是有人不听话。
住在五楼的王叔叔，前阵子刚生了场大病，据说是脑梗，抢救了半天才救回来，身体虚得很，走路都晃。他总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搬个小马扎，坐在草坪边晒太阳，说那里的阳光最暖，能治他的病。
我妈劝过他好几次，让他别去，说那里不干净。他总笑我妈迷信：“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我活了大半辈子，啥大风大浪没见过，还怕个死了的老头子？”他说得理直气壮，可每次说的时候，眼神都有点飘，不敢看那片草坪。
有天傍晚，王叔叔又去了草坪。他老婆做好晚饭，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就下楼去找。草坪上空空的，小马扎倒在地上，一条腿断了，王叔叔不见了。
她吓坏了，在小区里喊，声音尖利，像被踩了的猫。保安也来帮忙找，打着手电筒，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在小区的后门找到了王叔叔。
他背对着门，坐在地上，头往后仰着，靠在冰冷的铁门上，下巴尖尖的，闭着眼睛，嘴角微微翘着，像睡着了，又像在笑。
“老王！老王你咋了？”他老婆跑过去拉他，手刚碰到他的胳膊，就尖叫一声——他的身体凉得像冰，一点温度都没有，皮肤硬邦邦的，像块冻住的肉。
王叔叔被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还是没醒过来。医生说他是突发心脏病，可能是没按时吃药。可他老婆说，他被找到的时候，手里攥着片药，是刚从药瓶里倒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吃，而且他的嘴角带着笑，像看见什么高兴的事，笑得很安详。
从那以后，小区里的人再也不敢靠近那片草坪了。连保洁阿姨打扫卫生，都要绕着走，说那里的空气比别处冷，站一会儿就浑身发抖，像掉进了冰窖，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我脖子上的黑石，戴了整整一年。它陪我躲过了很多次莫名的寒意，也让我不再做那些可怕的梦。直到有天早上，我发现红绳断了，黑石不见了。我妈在屋里找了半天，床底下，沙发缝里，甚至垃圾桶里都翻了，都没找到，它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留下一点痕迹。
“丢了就丢了吧。”我妈叹了口气，眼神有点复杂，“许是它完成任务了，该走了。”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路过草坪，忍不住停下脚步。阳光照在那里，暖洋洋的，不像以前那么阴冷了。草叶在风里晃，“沙沙”的，像在唱歌，波斯菊开了，紫的、黄的、粉的，一片片的，好看得很。
王叔叔的事过后，那片草坪彻底成了小区的“禁区”。连最调皮的孩子都绕着走，嘴里还念叨着老人教的顺口溜：“青草坡，别久坐，轮椅爷爷在唱歌。”
可奇怪的是，自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