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象出她的样子——红褂子的衣角垂在床边，长头发遮住大半张脸，咧开的嘴就在我头顶，露出黑黄的牙，还有那双直勾勾的眼睛，没有眼珠，只有两个黑洞，正笑着看我，看我动弹不得的样子。
雪球突然“汪”地一声大叫，声音凄厉，猛地从我怀里窜出去，对着床边狂吠，爪子往空中扑，像是在抓什么东西，前爪划过空气，发出“呼”的声。
随着雪球的叫声，那呼吸声突然消失了。压在我身上的感觉也没了，身体一下子松了下来，像卸了千斤重担，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雪球还在叫，对着空荡荡的床边，跳来跳去，喉咙里发出凶狠的低吼，卷毛因为激动而炸开。过了一会儿，它突然往阳台的方向冲过去，“汪汪”叫着，爪子挠着阳台门，“砰砰”响，像要把门撞开。
我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抱着布熊跑到门口，腿软得像面条，每走一步都要晃一下。我靠着门框，看着雪球在阳台门口叫。月光从门缝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道惨白的光带，我看见阳台上的栏杆旁，好像有个红影子一闪，像团火苗，然后就没了，快得像幻觉。
那天晚上，我抱着雪球坐在门口，开着客厅的灯，灯光惨白，照亮了整个屋子，却照不进心里的恐惧。雪球趴在我腿上，时不时抖一下，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像在安慰我，又像在害怕。直到天快亮，我妈急匆匆地回来，看见我们缩在门口，眼睛都哭肿了，终于没再硬撑。她抱着我，声音发抖：“咱……咱今天就搬家，不待了。”
我妈给我爸打了电话，我爸一听就急了，说马上赶回来。搬家公司最快也要下午才能到，我妈说等不及，她找了同村的王叔叔，让他开货车来帮忙，能装多少是多少。
我爸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他冲进我的房间，想看看究竟有什么名堂。他打开我房间的旧衣柜，想把我的衣服装进去，刚打开柜门，一股浓烈的霉味混着铁锈味扑面而来，他“啊”地一声退了出来，脸色惨白，像纸一样，手捂着嘴，好像要吐。
“咋了？”我妈跑过去看，我也跟着凑过去，躲在我妈身后，只敢露出半只眼睛——衣柜里，挂满了红褂子，一件叠着一件，密密麻麻的，都是同款的斜襟样式，布料粗糙，上面沾着点黑糊糊的东西，像干了的血，硬邦邦的，看着很恶心。
而在衣柜最里面，放着一面破碎的镜子，镜子的碎片反射着光，晃得人眼睛疼。其中一块碎片里映出的，不是我的脸，也不是我爸我妈的脸，是个女人的脸，头发挡着半张脸，只露出只眼睛，没有眼珠，黑洞洞的，嘴角咧开，对着镜子外笑，笑得嘴角都快裂开了。
“快关上！快关上！”我妈尖叫着，把我爸往旁边拉，声音都劈了，“别再看了！”
我爸哆哆嗦嗦地关上柜门，“砰”的一声，震得墙皮都掉了点。他的后背全湿透了，衬衫贴在身上，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手还在抖，连带着声音都在抖：“那……那是啥……”
雪球对着衣柜狂吠，叫得声嘶力竭，嗓子都哑了，爪子在地板上抓出深深的痕，木屑掉了一地，像被老鼠啃过。它的眼睛通红，死死盯着衣柜，像要冲进去拼命。
我妈把我拉到客厅，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塞了块糖，糖是橘子味的，可我尝不出甜味，只觉得嘴里发苦。她开始收拾东西，手忙脚乱的，把我的书本、衣服胡乱塞进蛇皮袋，拉链都拉不上，就用绳子捆住。
那天下午，王叔叔的货车来了，车斗是空的。我们没等搬家公司，自己动手，把塞得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搬上车，还有我的布熊，雪球被我妈抱着，它还在对着二楼的窗户叫，声音沙哑。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老房子，墙皮在阳光下更黄了，像块发霉的面包。二楼我的房间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飘起来，红得像件褂子。
阳台上，好像站着个人，红褂子，长头发，她的头微微歪着，正对着我们笑，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露出半张脸，白得像纸。
搬到新家后，是栋崭新的单元楼，墙是白色的，地板是光滑的瓷砖，踩上去没有声音。我再也没做过那个梦，雪球也慢慢好了起来，不再无缘无故地叫，又变成了那只爱摇尾巴的小狗，只是它再也不敢进带镜子的衣柜，每次路过都绕着走，尾巴夹得紧紧的。
可我总忘不了那个呼吸声，忘不了那股腥甜的铁锈味，忘不了衣柜里挂满的红褂子，忘不了雪球对着空处狂吠的样子。那些画面像刻在脑子里，一到晚上就冒出来，吓得我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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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次，我跟张奶奶打电话，她的声音还是慢悠悠的，带着点喘。我问起那个上吊的女人，张奶奶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她才叹了口气，声音像漏风的风箱：“那女人命苦啊……年轻时长得俊，手也巧，自己绣的红褂子，结婚那天穿的，说要穿一辈子。”
“她男人呢？”我攥着电话的手心全是汗。
“跑了。”张奶奶的声音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