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报给安检局了，他们明天就去查，该坐牢的坐牢，该赔钱的赔钱。”

    他把工资条和黄纸一起点燃，火苗窜得老高，纸灰打着旋往冰棺里钻。“你听见了就点点头，”老支书对着冰棺说，“别惦记了，家里有我们呢。”

    就在这时，冰棺里传出“咔哒”一声轻响。我们看见我哥攥着的拳头松开了，手指伸直，搭在胸口。后脑勺的血不再流了，鼻孔里的血也凝住了，像两朵干了的花。

    “再试试。”老支书说。

    五个男人再次伸手。这次，我哥的身子轻得像片叶子，轻轻松松就被抬了出来，放进了纸棺。爸的手还在抖，但这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别的——他摸到我哥的口袋里有个硬东西，掏出来一看，是颗用红绳系着的平安扣，是去年我妈给他求的，他一直戴在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放进了口袋。

    纸棺被抬上车时，夕阳正好落在红漆上，把棺材染成了金红色。瘦脸司机不敢再坐驾驶室，非要跟我们挤在后面的车厢里，手里还攥着把剪刀，手心全是汗。

    “你们说，他刚才是不是真的在抓我？”爸突然开口，声音在颠簸的车厢里发飘。他的胳膊上，那五个指印已经变成了深紫色，像嵌在肉里的宝石。

    “是他有话想跟你说。”老支书叹了口气，他的拐杖靠在纸棺旁，“人走得冤，心里有气，就沉得抬不动。你答应了他的事，可得做到。”

    车开到火葬场时，天已经黑了。烟囱里的黑烟在夜色里格外显眼，像条黑色的蛇钻进云里。工作人员接过纸棺时，突然“咦”了一声：“这棺材怎么湿了？”

    我们低头一看，纸棺的底部渗出了血，顺着地面往四周蔓延，在水泥地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线，像在写字。

    “快烧！”爸突然喊道，声音里带着哭腔，“赶紧烧了！”

    纸棺被推进焚化炉时，我看见棺盖的缝隙里，渗出的血慢慢聚成了个模糊的形状——像个“谢”字。

    等待骨灰的时候，我们坐在休息室里。老支书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时说，安检局的人已经去工地了，脚手架确实有问题，工头被带走了。“工资的事，他们老板说明天就打过来。”

    我妈抱着我哥的遗物哭，里面有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口袋里揣着张揉皱的超市小票，上面是他昨天买的降压药，还没拆封。“他总说自己年轻，不用吃药……”

    骨灰出来时，是装在一个黑色的坛子里的。工作人员说，烧得很干净，就是有点沉。爸抱着坛子，手轻轻晃了晃，里面传出“沙沙”的响，像有沙子在动。

    回村的路上，车里很安静。爸突然说：“刚才在焚化炉前，我好像听见他笑了。”

    没人说话，但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也听见了，很轻，像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带着点释然。

    处理完后事的第二天，我哥的工资到账了，三万二，一分不少。我妈用这笔钱买了个按摩椅，放在客厅里，每次坐上去，都会说：“你哥买的，就是舒服。”

    工头后来被判了刑，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听说他在牢里总说胡话，说夜里有个满身是血的人站在他床前，问他“为什么不加固脚手架”。

    我哥的坟前种了棵松树，是我亲手栽的。每次去上坟，我都会带上他爱吃的锅巴，放在墓碑前。风吹过松树，“沙沙”响，像他在跟我说话。

    有天夜里，我梦见我哥了。他穿着干净的衣服，笑着说：“我现在轻快了，能跑得动了。”他的身后，有片金灿灿的光，像夕阳落在工地上的样子。

    醒来时，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我哥的遗像上。照片里的他笑着，露出两颗小虎牙，一点都不像那个在冰棺里流着血、抬不动的人。

    我知道，他终于放下了。那些沉甸甸的重量，那些流不完的血，不过是他想告诉我们——他有多在乎这个家，有多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现在每次下雨，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六月的晚上。想起冰棺里不断流出的血，想起五个男人都抬不动的重量，想起血里那个模糊的“谢”字。

    那不是恐怖，是一个男人用最后的力气，在说他有多爱我们。

    风吹过坟头的草，“沙沙”响，像他在哼歌。我知道，他在那边一定很轻快，再也不用扛着那么多心事，再也不用流那么多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