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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安的诸葛亮，站在未央宫的高台上，俯瞰着这座日益繁华的帝都。街道上车水马龙，来自西域的驼队与江南的商船在此交汇，“格物院”下属工坊出产的精致器物、改良农具充斥市面，太学里传来的不再是单一的诵经声，还夹杂着算盘噼啪作响与讨论水利工程的争辩。
这一切，都源于他带来的超越时代的知识种子。然而，此刻的他，内心却异常清醒和冷静。
诸葛亮内心：差不多了……真的差不多了。标准化生产、预备役、重视工商、推广基础科学……这些已经是在挑战这个时代士大夫和传统豪强的底线了。李严的叛乱就是个警告，要不是老子……是本相手段硬、平叛快，加上之前积累的威望，现在估计已经被打成‘妖人’了。再搞什么‘人人平等’、‘土地革命’、‘议会制度’……怕不是第二天全天下的豪强都要联合起来清君侧了，司马懿怕是要笑醒。
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变革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承受极限。他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智慧，将这个时代向前推一把，播下种子，但绝不能拔苗助长，企图一步跨越千年的鸿沟。强行推行过于超前的制度，只会引起剧烈的反弹，最终导致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丞相，这是益州送来关于‘度田令’实施情况的汇总，各地豪强虽仍有阳奉阴违，但阻力已大不如前。”姜维呈上一份文书。
诸葛亮接过，仔细翻阅，点了点头：“很好。告诉蒋琬、费祎，新政之推行，贵在持之以恒，不在标新立异。当前要务，非是推出更多新法，而是将已有之劝农、重工、兴学、练兵诸策，深耕、做实、固化！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常态，而非权宜之计。”
他定下了未来的基调：巩固与深化。
“尤其是官学与太学，”诸葛亮强调道，“此乃百年大计，国之根本！务必确保其教授内容，既承圣贤之道，亦重经世致用之学。要让那些学了新算学、新格物的学子，将来能真正学以致用，而非仅仅作为晋身之阶。”
他知道，真正的、更深层次的变革，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启蒙。而官学与太学，就是这启蒙的摇篮。只有当一大批接受了新思想、拥有新技能的人才成长起来，并进入朝堂和地方，成为中坚力量时，更进一步的改革才有可能水到渠成。
急不得，急不得。先把这批‘种子’学生培养出来再说。等他们当了官，掌握了话语权，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现在嘛……是时候把重心放回‘本职工作’了。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东方，投向了舆图上那片广袤的、被称为中原的土地。
司马懿掌控下的曹魏，如同一头受伤但依旧凶猛的野兽，盘踞在中原，时刻威胁着季汉的安全。第一次北伐虽取得了辉煌战果，夺取了潼关、宛城以及文钦反叛所得淮南部分地区，但也暴露了问题，并付出了惨痛代价——马超战死，霹雳营精锐器械折损大半于函谷关下。
“函谷关……”诸葛亮放下奏报，走到巨大的天下舆图前，目光凝重地落在那个让他功亏一篑的地方。魏国仿制的霹雳营，给了他当头一棒，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技术优势并非永恒，对手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同样惊人。
“北伐，必须继续。”诸葛亮低声自语，语气坚定，“然，不能再蹈覆辙。”
公元242年夏，长安。
未央宫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恢弘壮丽，迁都于此已数年，这座古老帝都重新焕发出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活力。宽阔的街道上，车马粼粼，商贾云集，来自西域的胡商、南中的夷人、荆扬的士子穿梭其间。坊市间，官营工坊出产的精致器物与民间商铺的各地特产琳琅满目，显示着“新政”推行下经济的繁荣。
丞相府内，气氛却与外界的喧嚣繁华不同，沉静中透着一股蓄势待发的锐气。诸葛亮端坐主位，羽扇轻置案边，目光扫过在座的几位核心重臣：总揽机要的蒋琬、负责财政的费祎、掌管宫禁与谏议的董允，负责军事的姜维、邓艾，陆抗，以及面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眼神亢奋的庞统。
“诸公，”诸葛亮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去岁至今，内平李严之乱，外御司马之师，我大汉虽有小挫（指放弃宛城），然根基未损，新政已固，国力日盛。然，克复中原，还于旧都，乃先帝遗志，亦是我辈不可推卸之责！北伐大业，不容久拖！”
他开门见山，定下了会议的基调：筹备第二次北伐。
诸葛亮内心：呼……种田发育了这么久，科技树也点了一些，兵也练得差不多了，国库也攒了点家底。是时候再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了。一直苟着也不是办法，司马老贼可不会等我完全发育成六神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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