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公约没有统一的模板，条款由组员自己商量着定。

    “咱们组，春耕时，牛怎么用？谁家用先谁家用后？伤了病了咋办？”

    “劳力怎么算？帮别家干了活，怎么记工？秋后是还工还是分粮？”

    “组里谁家遭了难，大家帮不帮？怎么帮？”

    “有了收成，上交公社后剩下的，是按劳分还是按地分？还是两者结合？”

    这些问题， 直接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

    讨论有时会很激烈，甚至会争吵，但正是在这种针尖对麦芒的辩论和妥协中，每个人真正开始思考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的边界。

    最终形成的公约，五花八门，却都无比实在。

    有的组规定牛力按地亩轮流使用，但优先照顾劳力弱的家庭；有的组约定壮劳力帮弱劳力家干重活，弱劳力家则帮壮劳力家做些缝补、照料牲畜的轻省活作为补偿；几乎所有的公约都明确规定，组内成员遇红白喜事或急病，大家必须出力帮忙……

    公约不仅规定了义务，更明确赋予了权利：加入互助组，意味着当你遇到困难时，有权利要求组内援助；当你需要畜力时，有权按约定使用；你的工分会被记录，秋后能获得相应的回报。

    赤火公社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和公证人，确保公约的执行，调解可能出现的纠纷。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个庞大而抽象的“集体”，被细化为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组”。组员们朝夕相处，利益直接相关，互相监督，也互相依靠。

    春耕时，可以看到互助组统一安排畜力，一片地一片地地集中耕作，效率提高了；劳力弱的家庭，地里不再荒芜，有了盼头；发生争执时，人们会首先想到“咱们组的公约是怎么定的”，而不是立刻去找赤火公社“评理”……

    “生产互助组”和“互助公约”，就像一套精巧的榫卯，将一个个分散的、脆弱的“小家”，有机地嵌合成了一个更有韧性的“大家”。

    它没有剥夺个人的积极性，反而通过合作和明确的规则，放大了个体的力量，让每个人更清晰地看到：守护好这个小小的“我们”，就是守护“我”最可靠的途径。 制度的探索，终于迈出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关键一步。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