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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的手抖了一下：“你们找到那张照片了？”
“您知道？”
“知道。”她叹气，“那照片不对劲。小默死后，学校说要补拍毕业照，因为少了一个人。但照片洗出来，他还是在了。校长说可能是底片搞错了，但我知道不是。”
“为什么？”
“因为小默不会走的。”老太太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固执的悲伤，“他舍不得同学，舍不得学校，舍不得我。所以他留在照片里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
“那张照片带来了吗？”她忽然问。
我取出复印版。老太太接过，手颤抖着抚摸照片上那个模糊的人影。
“四十五年了...”她喃喃道，“他还是十七岁。”
“王奶奶，您儿子当年...真的是意外吗？”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不是意外。”她终于说，“小默是被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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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5日，距离高考还有二十三天。
高三（2）班正在上最后一节晚自习。班主任李老师宣布，根据最后一次模拟考成绩，要调整座位——成绩好的坐前排，成绩差的坐后排。
沈默的成绩中等，本应坐中间。但他的同桌赵卫国——班长的儿子，成绩垫底，要被调到最后一排。
赵卫国不愿意，站起来说：“李老师，我眼睛近视，坐后面看不清。”
李老师推了推眼镜：“那就配眼镜。按成绩排座是学校规定。”
赵卫国突然指向沈默：“那他呢？他成绩也不怎么样，凭什么坐中间？”
教室里安静下来。沈默低着头，不说话。
“沈默同学虽然成绩中等，但稳定。”李老师说，“而且他从来不惹事。”
“不惹事？”赵卫国冷笑，“我听说他爸是反革命，被抓去劳改了。”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所有人都看向沈默。那个年代，“反革命”是最可怕的标签。
沈默的脸白了：“你...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大家去查查就知道了。”赵卫国大声说，“我爸爸是厂里的干部，他说沈默的爸爸沈建国，因为写反动文章被抓了，去年死在劳改农场了！”
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沈默站起来，浑身发抖：“不许你说我爸！”
“怎么，敢做不敢当？”赵卫国逼近，“你爸是反革命，你也是小反革命！凭什么跟我们坐在一起读书？”
沈默推开他，冲出教室。
李老师想拦，但没拦住。他责备地看了赵卫国一眼：“你太过分了。”
赵卫国满不在乎：“我说的是事实。”
那晚沈默没有回家。王秀英等到半夜，去学校找。门卫说看到一个男生上了教学楼天台，但天太黑，没看清是谁。
王秀英爬到天台时，已经晚了。
沈默躺在水泥地上，身下一摊血。眼睛睁着，看着夜空。
没有遗书，没有告别。只有口袋里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我不是反革命。”
警方调查后认定为自杀。学校很快压下了这件事，对外说是意外坠楼。赵卫国的父亲——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打了招呼，事情不了了之。
毕业照还是拍了，少了一个人。但洗出来时，沈默又出现在了照片上。
“校长想把照片销毁，但我求他留下来了。”王秀英抚摸着照片，“这是小默最后的心愿——和同学们一起毕业。虽然是以这种方式。”
我感到一阵寒意：“所以照片上的模糊人影，真的是...”
“是小默的魂。”王秀英肯定地说，“他不甘心，所以留在了照片里。这些年，我总觉得他还在，就在我身边，只是我看不见。”
离开王秀英家时，她拉住我：“周同志，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您说。”
“找到当年逼死小默的那些人。”她眼神坚定，“让他们给小默道个歉。四十五年了，该有个了断了。”
我答应了。不只是因为同情，更因为我自己也想弄明白——照片上的幽灵，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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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找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现在是退休教师，住在教师新村。
李老师今年七十八岁，头发全白，但精神还好。听到沈默的名字，他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
“沈默啊...记得，当然记得。”他叹气，“那是我教学生涯最大的遗憾。”
我把王秀英的话转述给他。李老师沉默了很久。
“赵卫国确实过分，但我也有责任。”他低声说，“如果当时我及时制止，如果我能多关心沈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