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要从三天前，7月24日那个诡异的夜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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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45分，我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对着更衣室镜子系好最后一颗扣子。镜中的人面色苍白，眼袋深重——太平间夜班工作三年，任谁都会变成这副模样。
“陈默，今晚你负责三号冰柜区。”同事老张一边整理交接记录一边说，“还有，别像上周那样在休息室睡着了，王主任发现会扣钱的。”
我点点头，接过记录本。太平间夜班通常很平静，除了偶尔的遗体交接和家属临时探望，大部分时间只需要定时检查冷藏设备，确保一切正常运转。这份工作的恐怖之处不在工作内容，而在于长久的寂静和孤寂。
午夜12点整，我完成第一轮巡视。所有冰柜指示灯都正常，温度稳定在零下10度。太平间内只有制冷设备低沉的嗡鸣，以及我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凌晨1点，我在休息室泡了杯速溶咖啡，打开手机刷新闻。一条本地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市立医院老年科患者王某于昨日凌晨3点离世，家属感谢医护人员精心照料...”
我皱了皱眉。医院每天都有病人离世，这条新闻本不特别。但不知为何，“凌晨3点”这个时间点让我感到莫名不安。太平间夜班工作久了，人对死亡时间的敏感度会变得异常。
凌晨2点30分，我正准备进行第二轮巡视，手机突然响起。是住院部值班护士小林的电话。
“陈默，麻烦你来一下14楼B区病房，家属要求现在把遗体移走。”
“现在？”我看了眼时间，“医院规定夜间转运要在11点前完成，除非特殊情况。”
“是特殊情况。”小林的声音有些紧张，“家属非常坚持，说...说是逝者生前的愿望。”
我叹了口气。这种要求虽然不常见，但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有些家属相信特定的时辰转运遗体对逝者的“来世”有帮助，尽管医院不提倡这类迷信行为，但通常还是会尊重家属意愿。
“哪间病房？”
“1408，老年科单人病房。”
我心头一紧。1408，这个数字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马上上去。”
挂断电话，我推起转运平车，乘坐专用电梯到达14楼。深夜的住院部走廊寂静得可怕，只有少数病房门口还亮着微弱的夜灯。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气息，那是疾病、衰老和死亡共同酿成的味道。
我找到1408病房，轻敲房门。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眼睛红肿，但神情异常平静。
“我是太平间的陈默，来转运...”
“我知道。”老妇人让开身，“进来吧。”
病房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光线昏黄。床上躺着一位老人，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床边站着一位中年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
“我爸是凌晨三点整走的。”中年男人低声说，“他生前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希望能在三点到四点之间‘回家’。”
我点点头，没有多问。这类临终愿望各式各样，我听过更奇怪的。
按照程序，我确认了死亡证明和转运手续，然后开始小心地将逝者移到转运平台上。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老式闹钟，指针静止在三点整。
“这是...”我下意识地问。
“我爸的闹钟。”老妇人轻声说，“他一辈子早起，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锻炼。这个钟陪了他四十年。”
我礼貌性地点点头，继续手上的工作。将遗体固定好后，我推着平车走向门口。临出门前，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闹钟。
指针依然停在三点。
但不知是不是光线的原因，我仿佛看到分针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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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遗体安置在三号冰柜区后，我完成了必要的记录工作。这时已经凌晨3点20分。按理说，我应该回到休息室，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心神不宁。
也许是被那个停在三点整的闹钟影响了。
我摇摇头，试图驱散这种不安。作为太平间工作人员，保持理性和冷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死亡只是生命过程的终点，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准备离开冷藏区时，一阵轻微的“嘀嗒”声让我停下了脚步。
嘀嗒...嘀嗒...嘀嗒...
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太平间里格外清晰。那是机械钟表走动的声音。
我竖起耳朵，试图判断声音来源。它似乎来自三号冰柜区深处。我打开手电筒，循声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最终停在了23号冰柜前——正是我刚安置的那位老人的位置。
嘀嗒声就是从冰柜内部传出的。
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