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兴安岭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代时，汉族人已迁居至外兴安岭南坡；辽、金、元、明、清各朝代均对其行使管辖权。清朝前期，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将外兴安岭划定为中俄界山，规定“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区域留待后续商议。
康熙决定与沙俄议和并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军事层面的现实考量，也涉及政治、战略与外部环境的综合权衡。
1685年、1686年清军两次围攻雅克萨城，虽重创俄军（如1686年围城10个月，俄军伤亡惨重），但未能彻底消灭俄军有生力量。俄军依托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清军若继续强攻，需投入更多兵力与时间，且雅克萨地处偏远，后勤补给困难，长期战争对清朝不利。此外，沙俄在欧洲面临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如1683-1699年奥土战争），无法抽调更多兵力支援远东，只能接受谈判。
康熙时期，西北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1676-1697年），于1688年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及内蒙古北部），直接威胁清朝北部边疆安全。康熙认为，噶尔丹是比沙俄更迫切的威胁，康熙皇帝曾说过这样的话语，“噶尔丹一日不除，西北永无宁日”。若继续与沙俄纠缠于东北边境，将分散兵力，无法集中力量平定噶尔丹叛乱。因此，康熙希望通过议和尽快稳定东北边境，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
康熙亲政后，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年）、统一台湾（1683年）耗尽了清朝的国力，财政状况紧张。继续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国内百姓刚经历战乱，需要休养生息。议和可以避免长期战争的消耗，恢复国内经济，巩固清朝的统治基础。
沙俄与噶尔丹之间存在勾结，沙俄长期为噶尔丹提供武器装备，若清朝与沙俄长期战争，噶尔丹可能趁机扩大势力，与沙俄形成对清朝的夹击之势。康熙希望通过议和，与沙俄划定边界，断绝其与噶尔丹的联系，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清朝统治者（包括康熙）对东北边疆的领土认知与现代不同。在他们看来，外兴安岭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是“苦寒之地”，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且当时该地区人烟稀少，多为游牧民族活动区域。康熙认为，收回雅克萨、划定边界已足够维护清朝的主权，无需过度争夺西伯利亚的土地。此外，《尼布楚条约》中，清朝将尼布楚等地让与沙俄，但保留了黑龙江流域（如雅克萨）的主权，符合清朝“守内虚外”的战略传统。
外兴安岭山势较为平坦，以针叶林（如兴安落叶松、樟子松）和阔叶林为主，森林覆盖率高，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包括雪羊、驼鹿、紫貂等。此外，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金、钼、稀有金属等。作为重要分水岭，外兴安岭孕育了结雅河（精奇里河）、阿尔丹河等河流，其中结雅河是阿穆尔河（黑龙江）左侧的最大支流。
郑一娘在给目前还在广州府办公的中华国军事委员会写信，讨论东北局势的时候，她有这样一段话：
“邱三田言，欲守吾疆，必先拓土，我甚为认同！
夫守土之要，非徒固守尺寸之地而已，必当审势度形，因时制宜，而后可保久安。盖疆域者，国家之根本，民人之所依，若但守而不进，则敌必伺隙而动，渐侵渐逼，终至不可收拾。
昔者，秦筑长城，非为自限，实以拒胡；汉开西域，非为贪功，实以断匈奴右臂。今若但守旧疆，不思开拓，敌必以我为怯，或侵我边鄙，或诱我属国，或窥我险要，日甚一日，终成大患。故善守者，必先固其本，而后图其远；必先严其防，而后拓其疆。
譬如园圃，若但筑垣而不开垦，则荆棘丛生，渐侵嘉禾；譬如城池，若但高其墙而不广其基，则蚁穴可溃，终致倾颓。是以圣王之治天下，必先定其疆界，明其主权，然后缮甲兵，练士卒，使敌不敢轻犯。若敌已侵我寸土，则必当寸土必争；若敌欲试我虚实，则必当以威慑之，以力拒之。
故曰：“守疆者，必先拓疆；守土者，必先固本。” 若但守而不进，则敌必日益猖獗；若能进以守之，则敌必不敢轻犯。此乃万世不易之理也。”
陈阿生拍案叫绝，再往下看。
郑一娘再次写道：“
分析邱三田的意图，我认为他所想的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兵略，吾称其为“微战制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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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古之用兵，或聚数十万众，旌旗蔽空，戈戟如林，虽可决雌雄于一时，然粮秣辎重，动辄千乘；士卒死伤，累以万计。一战之费，常竭数岁之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