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落座，服务员上了两盏普洱。没有寒暄，直奔主题。
“你说这戏讲的是一个老警察临退休前翻旧案？”李雪健翻着剧本摘要，“动机是什么？为了赎罪？还是不甘心？”
“都不是。”陈凌摇头，“是为了确认一件事：他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错判过人。不是为了改判，也不是为了立功，而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李雪健眯起眼，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这几年不愿拍戏吗？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剧本。太多人把英雄写成神，把坏人写成鬼，唯独忘了人是有裂缝的。而你的本子，让我看见了那道缝。”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我父亲是个乡村教师，文革时被人举报说讲错话，关了三年。平反那天，举报人跪在他面前哭着道歉。我爸没骂他，也没原谅他，只是说了一句：‘你当年听见的那句话，其实是我说的。’”
茶馆内一片寂静。
“所以我知道，有些真相就算揭开了，也不会带来解脱。”他抬头看向陈凌，“但我愿意演。不是因为我想拿奖，而是因为我相信，这部电影会让很多人在夜里睡不着觉。”
陈凌眼眶微热，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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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荒野猎人》的余波仍在持续发酵。
国内某知名电影学院连夜召开研讨会，主题为“东方作者性在西方体系中的突围”。教授们激烈争论：陈凌的成功究竟是个人能力的胜利，还是标志着华语电影终于找到了通往世界舞台的语言？
一名青年讲师发言：“我们不能再用‘冲奥’作为衡量标准了。陈凌的意义在于，他证明了中国导演可以完全主导一部好莱坞A级制作，并且不迎合、不妥协、不自我奇观化。他拍的不是‘外国人眼里的东方’，而是‘人类共通的生存体验’。”
掌声雷动。
而在网络上，一场自发的“重看《智取威虎山》”运动悄然兴起。年轻人发现，原来十年前那部看似主旋律的商业片，早已埋藏着作者印记：杨子荣进城时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座山雕用人头堆出棋盘的象征意味；结尾处少剑波凝视雪原时那一声无声的叹息……都被重新解读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深刻反思。
豆瓣评分从8.3涨至8.7。有网友评论：“原来我们早就拥有大师，只是当时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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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春蚕》正式立项。
国家电影局特批绿色通道，列为“现实主义精品扶持项目”。新亚洲电影基金追加五千万投资，条件不变：所有主创必须完成为期四十天的基层采风任务。
陈凌亲自带队，奔赴西南边陲一座边境县城。这里曾是九十年代毒品案件高发区，如今已转型为旅游小镇，但老一辈人仍记得那些消失在缉毒行动中的名字。
他们在当地派出所住了二十天，每天跟着值班民警出警、查档、走访社区。陈凌甚至穿上便衣，参与了一次夜间巡逻。凌晨两点，一名醉汉拦住他们，含糊喊着：“我哥没贩毒！他是替人顶罪的！”说完便瘫倒在地。
那一刻，陈凌忽然明白了《春蚕》真正的核心??不是案件本身，而是**记忆的重量**。有些人死了，可他们的冤屈还活着；有些人活着，却背负着死人的秘密行走人间。
回京后，他重写了第三幕。
原剧本中，老刑警最终查明真相，提交申诉材料，影片在晨光中结束。新版则完全不同：
最后一夜，老人坐在自家阳台上，手里攥着那份足以推翻原判的新证据。电话响起，是上级部门劝他放弃：“案子过了追诉期，翻案只会引发舆情动荡。你已经退休了，何必再?浑水？”
他挂掉电话，点燃一支烟。
镜头缓缓拉远，整个城市陷入黑暗，唯有他这一点微光，在风中明明灭灭。
三天后，他将材料寄出，附言只有一句：“我知道它不会改变什么。但我寄了。”
影片就此落幕。
旺达看完修改稿，久久无言：“这结局……太悲了。”
“不是悲。”陈凌纠正她，“是清醒。我们总期待英雄力挽狂澜，可现实往往是，你拼尽全力，也只能做到‘我来过，我说过，我做过’。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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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再度降临。
《春蚕》开机仪式在公安部礼堂举行，规格罕见。部长级领导出席并致辞：“文艺创作需要勇气，也需要责任。我们欢迎像陈凌这样的导演，既敢于揭露问题，又始终坚守底线。”
摄影机启动的第一天，李雪健准时到场。他已瘦得脱形，需人搀扶才能站稳，但一旦入戏，整个人就像被注入铁水，瞬间挺直脊梁。
首场戏便是档案室寻证。长达八分钟的一镜到底，他佝偻着背，在堆积如山的卷宗间穿梭，手指颤抖地翻阅泛黄纸页，嘴里低声念着人名、日期、编号……直到突然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