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工程方面，一代巨匠宇文恺，其城市规划与宫殿建筑技艺登峰造极。巧思妙想的何稠、阎毗，以及来自异域的工程师拉托维尔，可负责各项重大工程建设。
化学与炼丹，苏元明（青霞子）、陈少微、张果、孟诜等人，虽多与丹道相关，但其对物质变化的探索，若能加以引导，或可开启化学之门。
电学探索，名字奇特的黄沾雷、雷克兰，或许只是初步接触电的现象，但其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值得鼓励，或能埋下未来种子。
医药，药王孙思邈自是泰山北斗，其《千金方》惠泽苍生；巢元方精于病源，甄权善针砭，还有来自波斯的伊本拉汉姆、天竺的大阿赫郎，以及粟末地自己的医学家于柏子，可整合各方医学，建立医疗体系。
工程机械与冶金，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其桥梁技术冠绝古今。拉托维尔，带来的西域域技术；申徒石、宇文恺（再现）在冶金与机械制造方面亦有深厚造诣。
材料学，大食商人阿里恰巴尔可能掌握更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二粟末地探索者李继春对橡胶（或类似弹性材料）的研究，或有奇用。
天文学，除了李淳风，还有张胄玄等大家，可精修历法，指导农时，稳定民心。
农学，贾农、贾常等农学家，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解决根本的粮食问题。
佛门高僧，如僧猛、智顗、连提黎耶舍、释本、觉醒、道绰、吉藏、智脱、洪遵、昙延等。
道门领袖，如孙思邈、王远知、苏元朗（苏玄朗）、徐则、宋玉泉、孔道茂等，他们的影响力巨大，需妥善引导，使其成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其他百家：如注重实用与技术实践的墨家等，其思想与技艺亦可吸纳融合。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流派，杨子灿逐渐明晰了他的文化治国主张，那便是：“儒家为表，道家为骨，佛神为心，墨家为行”。
儒家为表，并非独尊儒术，而是取其“秩序”与“伦理”之核，用以构建社会的基本框架，明确尊卑礼法，稳定朝堂与地方治理。
这是面向世俗社会，维持稳定运转的“显学”，是表象的规范与礼仪。
道家为骨，取其“自然”、“无为而治”、“顺势而为”的哲学思想，作为施政的深层逻辑。尊重客观规律，不妄为，不强求，让经济、社会在一定的规则下自然发展。
同时，道家对生命、自然的探索精神，也将激励科技（如化学、医药、天文）的进步。这是国家运行的“骨架”，是内在的哲学支撑。
佛神为心，承认并引导佛教乃至其他有益宗教信仰（如景教、祆教等，在可控范围内），以其慈悲、轮回、因果之说，安抚乱世中饱受创伤的心灵，提供终极关怀，缓和社会矛盾，凝聚向善之力。
这是安抚民心、提供精神寄托的“心灵”归宿。
墨家为行，取其“兼爱”、“非攻”的博爱精神（尤其在底层民众中），以及注重实践、强调科技、善于防守的务实作风。
墨家的技艺与实干精神，将直接推动工程、机械、防御等实用技术的发展，是将理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行动力”。
这四者并非割裂，而是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士人，可以儒家理念入仕，遵循道家法则行事，内心存有佛家慈悲，并运用墨家技艺造福一方。
国家层面上，则以儒家礼法定秩序，以道家哲学定方略，以佛家信仰安民心，以墨家精神兴实业。
杨子灿深知，要推行这一套融合的文化理念，绝非易事。
必然会遭到固有势力的抵制，尤其是那些抱守残缺、视其他学派为异端的儒生，以及企图保持独立王国地位的佛道寺院。
这需要时间，需要策略，更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
他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些初步的构想：
设立综合性的“文华殿”或“崇文馆”，超越传统的太学，汇聚各方人才，不仅讲授儒家经典，也开设算学、天文、医药、工技等实用学科，潜移默化地改变知识阶层的认知。
整理编纂大型类书与丛书，系统性地收录、整理、辨析各家学说与技术，去伪存真，融会贯通，形成新的知识体系。
引导宗教改革，支持佛道中有识之士进行符合时代需求的教义阐释，限制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引导其参与慈善、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
大力表彰和任用科技人才，提高工匠、医师、算学家的社会地位，设立相应的官职和奖励机制，让实用技术成为显学。
通过粟末地控制的商业网络和宣传渠道，如隋通钱柜、隋通船运、各类商会乃至说书人、戏剧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向民间传播新的价值观和知识。
这是一盘远比军事征服更为宏大、更为复杂的棋局。
对手不再是明确的敌军阵营，而是千百年积习下来的观念、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人性中的惰性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