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堂的灯光一盏盏熄灭，人群散去，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渐行渐远。
我站在原地没动，手里那杯清水还剩一半，映着天花板上斑驳的光影，也映出我自己的脸——疲惫，却不敢松懈。
牛某人被带走时一句话没说，可那双眼睛里的怨恨，像钉子一样扎进我心里。
我知道，那一幕不会是终点。
清洗一个叛徒容易，可人心一旦裂了缝，风就会从四面八方灌进来。
第二天清晨，杨心理专家就来了我的办公室。
她穿着素色衬衫，发丝整齐地挽在耳后，眼神却比往常更凝重。
“林致远，”她坐下，声音压得很低，“昨晚我做了三场例行访谈。皮影协会的老会长、剪纸传承人，还有两位民间乐师……他们嘴上没说，但情绪很不对劲。”
我抬眼：“具体？”
“他们觉得，‘监察委员会’是你要集权的开始。”她直视我，“有人说，以前联盟靠的是情分和信任，现在搞这套制度，是不是以后连谁去修一台扫描仪都要开会表决？是不是谁说话声音大，谁就说了算？”
我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这些话，我不意外，却仍像钝刀割肉。
“他们不是反对监督，”杨心理专家继续道，“是怕监督变成控制。更怕……你变了。”
我闭了闭眼。
变了？
或许吧。
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拍短视频的外卖小哥，确实回不去了。
可我不是为了坐上什么位置才走到今天——我是为了不让那些守着一门手艺熬到白头的人，最后连个影子都留不下。
“清洗牛某人，是为了立威。”我缓缓开口，“可如果大家觉得这威是冲着他们来的，那我们建的就不是联盟，是牢笼。”
她点头：“所以，制度必须落地，但人心也得跟上。你现在推的‘三权分立’，方向是对的，可执行时，得让人看见诚意，而不是权力的影子。”
当天下午，核心会议在总部小会议室召开。
没有对外宣传，只有八个关键成员在场。
我把“三权分立”的框架摊在桌上：联盟大会掌握决策权，每季度召开一次，重大事项必须集体表决；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马协调员主理执行，确保每一项任务有人抓、有人落；财务、采购、技术全部纳入透明流程。
许财务顾问立刻接话：“我建议，所有支出超过五千元，必须双人复核，审批记录全部归档，每月向全体成员公示。”
“合理。”我点头。
朱后勤主管皱眉：“应急采购怎么办？上个月暴雨冲垮了南岭工作站，我们连夜调设备，要是等双人签字，黄花菜都凉了。”
“宁可慢一步，也不能再出一个牛某人。”我语气坚定，“我们可以设‘紧急通道’，但事后必须三天内补全审计，公开说明。谁走捷径，谁负责。”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马协调员终于开口：“我支持。制度不是为了防好人，是为了拦住坏人趁乱上车。”
众人陆续点头。方案落地。
可仅仅三天后，朱主管就冲进了我的办公室，手里攥着几张传真。
“扫描仪全被卡了！”他声音发抖，“三家供应商临时毁约，说产能不足。可我昨晚亲自去工厂查过——他们生产线压根没满！”
谢明远已经调出了采购系统后台。
他盯着屏幕，眉头越皱越紧：“不止是这三家。过去两周，七家原本和我们有合作意向的设备商，都接到了同一家咨询公司的订单，预付定金是市场价的1.3倍。”
“查那家公司。”我说。
他敲击键盘，调出注册信息：空壳公司，法人是代持，注册地在海南，但IP登录地多次跳转，最后一次停在东南亚某国。
可真正让我脊背发凉的，是资金流——其中一笔380万的转账，收款账户曾出现在火种基金会三年前的异常账目中，虽然后来被抹去，但我们留了备份。
“他们在用旧钱，布新局。”谢明远低声说，“不是巧合。这是冲着非遗数字化项目来的。没有高精度扫描仪，我们三个月的努力就全废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联盟的物流车一辆辆出发，载着记录仪、存储盘、修复工具，驶向那些藏在巷子深处的老作坊。
那些老师傅们等不起，他们的手艺等不起。
可有人，正一寸寸掐断我们的命脉。
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翻看监察委员会的首批公示名单。
灯光下，纸页安静，可我知道，暗处并不平静。
有人在议论，有人在怀疑，有人开始站队。
而那辆黑色轿车，那两个在走廊尽头低语的身影，还有杨心理专家带来的那些隐秘情绪——全都像细小的裂纹，在看似坚固的冰面上，悄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