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都说说吧，”宋子廉环顾四周，声音沉稳却带着一丝不容推辞的压力，“现在咱们该如何安顿这些人。”

    会议桌旁坐着上百人多人，有华联本土培养起来的官员，有从国内辗转南来的知识分子，有南洋华侨领袖，也有几位刚被从前线召回的高级军官。

    上层小圈子虽然制定了大概方向，可还是需要社会各界认同。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有担忧，有犹豫，有算计，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近乎本能的抵触。

    陈嘉庚第一个开口，这位南洋华侨的领袖人物这些年为华联奔走操劳，原本挺拔的身板微微佝偻了些，但说起话来依旧直来直去，半分不留情面：

    “总裁，我先把话说在前头——那些普通老百姓，还有放下武器的军人，我们华联养得起、管得了，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那些在国内习惯了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老爷们’，咱们到底该怎么安置？”

    他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微妙起来。

    有人微微点头，有人低头不语，也有人悄悄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陈嘉庚说的，正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不愿第一个捅破的那层窗户纸。

    这几年他在华联主持民政事务，没少跟那些从国内逃出来的“贵族”打交道。

    这些人初到南洋时的嘴脸，他至今历历在目——住要住最好的别墅，吃要吃最地道的家乡菜，出行要配车配警卫，看病要点名找某位“名医”。

    仿佛不是来逃难的，而是来巡视的，来“指导”华联工作的。

    更有甚者，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拉帮结派，递名帖、拜码头、攀交情，三句话不离“想当年在金陵的时候”“先生曾经说过”“我和某公当年如何如何”。

    华联本土的公务员系统他们看不上，说“一群南洋土包子懂什么行政”。

    华联的法律法规他们不放在眼里，觉得“不过是权宜之计”；华联的教育、医疗、福利制度他们嗤之以鼻，认为“蛮夷之地，粗陋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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