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政权更迭时期。后蜀灭亡后，部分蜀地百姓逃亡至荆南，北宋建立后，要求荆南\"括蜀逃户，归籍于宋\"，荆南则以\"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为由拒绝（《宋史·荆南世家》）。这种政权交替引发的户籍继承问题，使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往往需要新政权通过专门的\"括户\"行动来重新确定户籍归属。
（二）权益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
户籍身份的不同界定直接导致了权益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冲突。在土地权益方面，南唐规定\"土户可占永业田，客户仅能占口分田\"（《续资治通鉴长编》），口分田在死后需归还政府，这种差异使大量客户\"虽有田耕，而无恒产\"（《江南野史》），引发了土、客户之间的矛盾。
在赋役负担方面，闽国的\"五等户\"制度规定\"上等户输钱，下等户输谷\"，但外来客户多被定为下等户，\"输谷之重，倍于土户\"（《十国春秋·闽世家》），导致客户\"不堪重负，多逃入山泽为盗\"。南汉的\"华夷分籍\"则使少数民族\"虽有田宅，不得与汉户同役\"（《南汉书·食货志》），这种制度性歧视引发了多次少数民族起义。
最严重的权益冲突发生在科举领域。南唐规定\"凡入籍满十年者，方可应举\"，但北方移民多为客户，入籍时间短，因此\"多冒土户之名以应举\"（《南唐书·选举志》），引发了土户与客户的激烈冲突。后蜀则规定\"非蜀籍者，不得为京官\"（《蜀祷杌》），这种地域歧视政策导致大量外来士人\"虽有才华，不得进用\"，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三）身份认同的重构与调适
面对户籍身份引发的权益冲突，十国政权与社会群体都在进行适应性调整，推动了身份认同的重构。政权层面，南唐在保大年间（943-957年）进行了户籍改革，\"罢土、客户之分，统一以田产定户等\"（《江南野史》），这种改革虽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身份差异带来的矛盾。吴越则采取\"以资入籍\"的政策，\"凡纳钱三十万者，许附吴越籍\"（《吴越备史》），这种商业化的户籍准入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条获得正式身份的途径。
社会群体层面，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重构身份认同。北方移民在南唐形成了\"新江南人\"群体，他们既保留北方文化习俗，又接受南方生活方式，《钓矶立谈》记载：\"北人南渡者，多以文雅自处，渐与吴俗合\"。在闽国，外来客户与土着居民通过联姻形成\"混合户\"，这种血缘融合逐渐淡化了户籍身份的差异。在南汉，汉人与百越族群通过共同的商业活动形成\"市籍\"群体，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超越了传统的户籍分类。
最具创新性的是南平政权的\"浮客制\"。南平地狭民贫，大量流动人口难以纳入传统户籍体系，因此设立\"浮客簿\"，专门登记流动人口，\"凡浮客，可佃种官田，输租三分之一，免徭役\"（《十国春秋·南平世家》）。这种灵活的户籍管理方式，既承认了流动人口的特殊身份，又为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税赋来源，是十国时期应对户籍身份冲突的重要制度创新。
五、地缘张力：户籍冲突对十国政权关系的影响
十国时期的户籍政策差异与人口流动引发的冲突，不仅局限于经济与社会层面，更深刻影响了政权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互动格局。这些冲突既体现了分裂时期的固有矛盾，也为后来的统一进程埋下了伏笔。
（一）户籍纠纷与政权间的外交博弈
户籍问题成为十国政权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各政权通过户籍政策的调整来实现政治目的。南唐为争取中原士大夫支持，实行\"优遇北士\"政策，\"凡北人入籍者，免十年赋役\"（《江南野史》），这种政策既增强了自身实力，又削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基础。后周世宗则通过\"禁民南渡\"政策，\"立栅于淮，犯者死\"（《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试图阻止人口流失，同时为南下伐唐制造借口。
吴越与南唐的户籍外交尤为典型。吴越为牵制南唐，主动吸纳南唐逃户，\"给以田宅，使为吴越民\"（《吴越备史》），南唐则针锋相对，\"招纳吴越流民，许以复唐籍\"（《资治通鉴·后周纪二》）。双方这种\"争民\"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资源与人口红利，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至北宋统一后才得以缓解。
南平政权则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户籍问题上实行\"中立\"政策。南平处于南唐、后蜀、马楚等政权之间，大量流动人口经此中转，南平王高从诲\"不问来者何许，皆给以路引，使往他境\"（《十国春秋·南平世家》），这种\"过境留客\"的政策，既避免了与周边政权的直接冲突，又通过收取\"过境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形成了独特的\"缓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