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户籍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的强化。后周世宗柴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显德二年（955年）\"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又诏诸州并县，户少者合并，废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种大规模的户籍与行政区划整顿，虽增强了中央对人口的控制，但随着世宗病逝，政策未能持续，中原户籍制度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廿二史札记·五代户口》）。
（二）南方政权的户籍创新与地域特色
南方十国政权因相对安定的环境，得以在户籍管理上进行本土化创新，形成了与中原不同的制度体系。南唐作为南方最强大的政权，其户籍政策最具代表性。烈祖李昪时期\"定民籍，分土、客，土户占田，客户附籍\"（《江南野史》），将人口分为土户（土着）与客户（外来移民），客户需在居住满三年后才能获得正式户籍，这种分类管理既适应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现实，又保证了政权的赋役来源。
吴越国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鲜明的商业特色。钱镠政权为发展海外贸易，在杭州、明州设立\"客省\"，专门管理外籍商人和流动人口，\"番商、逃户入籍者，许以货产抵税\"（《吴越备史》）。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波斯商人定居，形成\"胡商云集\"的盛况，同时对本土逃户采取\"以工代赋\"的方式，令其参与海塘工程以抵徭役，既解决了户籍问题，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前蜀、后蜀的户籍政策则凸显了巴蜀地区的封闭性特征。王建入蜀后\"招辑离散，置义仓，定户籍，凡三十年，蜀人富实\"（《蜀祷杌》），但为防止人口外流，规定\"凡出蜀境者，需持官府路引，违者以逃户论\"（《十国春秋·前蜀世家》）。这种封闭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蜀地的人口稳定，但也导致后期\"民多逋逃，户口减耗\"（《宋史·后蜀世家》）。
南汉政权的户籍管理则具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特征。刘?据有岭南，境内百越族群众多，因此实行\"华夷分籍\"制度，\"汉户输赋役，俚户输土贡\"（《南汉书·食货志》），这种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又保证了政权的财政收入，但也造成了户籍体系的二元割裂，为后世埋下民族矛盾隐患。
（三）户籍政策的核心差异与博弈逻辑
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户籍登记的标准，中原政权延续唐代\"计丁授田\"，以丁口为核心；南方政权则多以\"田产\"为登记依据，如南唐\"以田定籍，田多者为上户\"（《续资治通鉴长编》）。二是对流民的态度，中原政权多采取强制归业政策，而南方政权则以招徕为主，如吴越\"流民复业者，赐田五亩，免租三年\"（《吴越备史》）。三是赋税征收的方式，中原仍行\"两税法\"，而南方多实行\"以户等定税\"，如闽国\"户分五等，上等输钱，下等输谷\"（《十国春秋·闽世家》）。
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博弈逻辑。对人口的控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赋税与兵源，因此各政权都试图通过户籍政策增强实力。南唐通过\"土、客分籍\"既吸纳了北方人才，又防止了本土人口流失；吴越通过商业户籍政策积累财富；而中原政权则因战乱频繁，始终处于\"争民\"与\"失民\"的恶性循环中。这种户籍政策的博弈，本质上是分裂时期各政权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也成为人口流动与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三、赋役纠葛：人口逃亡引发的跨政权经济冲突
十国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原本基于户籍的赋役征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人口逃亡引发的赋税纠纷成为政权间经济冲突的主要形式。这种纠纷不仅涉及具体的财政利益，更牵动着政权的统治根基，形成了复杂的跨政权经济博弈格局。
（一）逃户赋税的追缴与转嫁
人口逃亡导致原户籍所在地的赋役流失，因此各政权普遍采取追缴逃户赋税的政策，由此引发了大量跨政权经济纠纷。后梁时期，魏博镇百姓逃亡至吴地，后梁政府\"遣使至吴，请追逃户赋\"（《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吴政权以\"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为由拒绝，双方为此爆发边境冲突。这种情况在十国时期极为普遍，《五代会要·逃户》记载：\"诸州逃户，其赋税并仰邻保代纳，或流亡他境，则移文追征\"，这种\"邻保代纳\"与\"移文追征\"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