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杨帆看着检测报告，不敢相信，“怎么可能？生长环境这么恶劣...”
“不是恶劣，是真实。”曲小梅兴奋地说，“植物在逆境中会产生更多的次生代谢物，这就是药用成分！我们一直在找提高品质的方法，原来...原来答案这么简单！”
消息传开，整个合作社都震动了。王经理拿着计算器算了一夜：虽然产量低了三分之一，但品质提高了，价格可以翻倍。算总账，效益反而更好。
“更重要的是，”曹大林在总结会上说，“这种种植方式，更贴近自然，更可持续。不用那么多能源，不产生那么多污染，对土地也好。”
秋天，第一批“仿野生人参”采收。参体不大，但形态完美，芦头粗壮，根须密集。最特别的是，这些参在阳光下泛着一种温润的光泽，像是吸收了足够的天地精华。
样品送到省药检所，专家们看了都惊叹：“这品质，快赶上野生山参了！”
消息传到台湾，林文涛立刻打来电话：“有多少要多少！价格你们定！”
仿野生种植成功了，但曹大林想得更远。一天晚上，他把小守山叫到跟前。孩子十二岁了，个子已经到他肩膀，眼神清澈而坚定。
“山山，爸想交给你个任务。”
“啥任务？”
“你带着学校的‘小小农科队’，也搞块试验田。不种参，种你们想种的。用你们的方法，看能不能种出好东西。”
孩子眼睛亮了：“真的？种啥都行？”
“都行。但要记住两条：一不能毁地，二得认真记录。”
小守山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他就召集了“小小农科队”的七个孩子，在合作社边上要了半分地。孩子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种“山海杂粮”——玉米、大豆、高粱、谷子混种，中间还套种了几棵矮秆的蓝莓。
这主意是大胆的，也是“不科学”的。杨帆看了直摇头：“不同作物对养分需求不同，会互相竞争...”
但孩子们很认真。他们自己翻地，自己播种，自己施肥——用的是从食堂收集的厨余堆肥。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们的试验田，记录每一棵苗的变化。
开始很不顺利。玉米长得快，把大豆的阳光挡住了；高粱招虫子，把谷子也传染了...问题一个接一个。
小守山不气馁，带着孩子们查书，问老人，甚至写信给省农科院的专家。吴炮手成了他们的“顾问”，虽然不懂那些科学名词，但能告诉他们“什么虫怕什么草”“什么作物和什么作物是好朋友”。
慢慢地，孩子们摸索出一套土办法：在玉米和大豆间种上驱虫的艾草；在高粱周围种上能吸引益虫的波斯菊；用辣椒水喷虫，用草木灰防病...
三个月后，奇迹出现了。那片“山海杂粮”试验田，虽然长得不如单一种植的整齐，但病虫害少，长势健康。更让人惊喜的是，检测显示，这些作物的营养成分比单一种植的高。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曲小梅给孩子们解释，“不同作物互相补充，互相保护，形成了一个小生态系统。”
秋收时，孩子们收获了第一茬庄稼。玉米棒子不大，但颗粒饱满；大豆荚不多，但豆粒圆润；高粱穗沉甸甸的，谷子金灿灿的...最妙的是那几棵蓝莓，居然也结了果，虽然小，但甜。
孩子们把收获的粮食送到合作社食堂，让炊事员做成饭。那天的午饭格外香，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孩子们种的，”曹大林在饭桌上说，“虽然产量不高，但品质好，最重要的是——是他们自己探索出来的。”
这件事让大人们很受触动。连杨帆都说：“我们这些搞科学的，有时候太迷信数据和模型，忘了大自然本身就有智慧。”
冬天，合作社做了个重要决定：把“仿野生种植”和“生物多样性种植”结合起来，推广到整个联盟。不强求，自愿参加，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
开始只有少数人尝试。但一年后，尝到甜头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产量有所下降，但品质提高了，价格上去了，算总账更划算。更重要的是，土地越来越肥，病虫害越来越少，投入的成本反而降低了。
小守山的“小小农科队”成了明星。省里来了记者采访，孩子们一点也不怯场，讲他们的试验，讲他们的发现，讲他们从老人那里学来的土办法。
“我们觉得，”小守山对着摄像机说，“种地不光是技术，也是艺术。你要了解土地，了解作物，了解它们之间的朋友关系...”
这话在电视上播出后，反响很大。许多学校都来取经，想搞类似的课外活动。
又一个春天到来时，曹大林去了北山。父亲的坟上，那株奇特的植物已经长成小灌木，枝叶繁茂，开着淡紫色的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