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论述，将抽象的“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民生措施，让百姓有土地耕种、有衣物御寒、有食物果腹，再通过教育教化百姓，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齐宣王听后，不禁感叹：“善哉言乎！”他被孟子描绘的理想图景打动，却没有推行“仁政”，对他而言，“霸道”带来的领土扩张、霸权地位，远比“王道”的长远效益更具吸引力。
齐宣王虽未采纳孟子的“仁政”主张，却对他的学识与辩才十分欣赏，曾多次与孟子探讨治国之道，甚至询问孟子“卿”的职责与地位。一次，齐宣王问：“卿不同乎？”孟子答道：“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他解释说，贵戚之卿是君主的宗族亲戚，若君主有大过，便要反复劝谏，若君主不听，甚至可以“易位”；而异姓之卿，若君主有过劝谏不听，便可以离开。
齐宣王听到“易位”二字，脸上“勃然变乎色”。孟子却毫不畏惧，进一步阐明：“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他认为，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君主若不尊重臣子、不采纳正确的建议，臣子便有权利选择离开。
在齐国期间，孟子还曾与稷下学宫的学者展开论辩。当时，淳于髡以“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质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坦然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礼仪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懂得变通，以挽救生命为首要原则。这番“权变”之论，展现了孟子思想的灵活性，也让他在稷下学宫中赢得了尊重。
孟子在齐国停留数年，始终未能说服齐宣王推行“仁政”，这时一件事的发生，让他彻底下定决心离开。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引发太子平与子之的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齐宣王趁机派兵攻打燕国，很快攻占燕国都城。
孟子得知后，立即劝谏齐宣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孟子·梁惠王下》）他认为，齐国攻打燕国，应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安抚燕民，恢复秩序，而非掠夺土地与财富。若齐宣王能推行“仁政”，善待燕民，燕民便会拥戴齐国，甚至主动归附；若贪图私利，必然引发燕民反抗。
然而，齐宣王不仅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反而在燕国大肆掠夺，杀戮百姓。结果正如孟子所料，燕民纷纷起来反抗，其他诸侯国也趁机出兵干涉，齐国被迫从燕国撤军，以失败告终。
看着自己的主张被弃之不顾，看着齐国在霸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孟子彻底失望。他向齐宣王辞去“客卿”之职，决定离开齐国。齐宣王虽不愿孟子离开，却仍不愿推行“仁政”，只是想以重金挽留孟子。孟子拒绝了，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离开临淄后，孟子一行人来到齐国边境的昼邑（今山东淄博附近）。孟子在昼邑停留了三晚，迟迟不愿动身。弟子公孙丑不解，问：“弟子闻之，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孟子答道：“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随后，他又感叹：“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孟子·公孙丑下》）
“三宿而出昼”的徘徊，是孟子对齐宣王最后的期许，他希望齐宣王能幡然醒悟，派人追回他，采纳他的“仁政”主张。然而，直到离开昼邑，也未见齐国的信使前来。那一刻，孟子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他“浩然有归志”，踏上了前往他国的道路。
滕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地处齐、楚两大强国之间，国土狭小，国力微弱。当时在位的滕文公，在即位前曾在宋国见过孟子，对孟子的思想深为认同。
孟子到了滕国之后，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向他详细阐述了“仁政”中的“制民之产”，并提出了“井田制”的构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将土地划分为九块，形如“井”字，中间的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