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20.09.20): “当然。我只参考数据。”
但后续通信显示,G食言了。他不仅索要数据,还通过胁迫手段让林薇持续提供新的脑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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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21.01.10): “你接触了S-7?我告诉过你要保护她。”
G(2021.01.12): “我需要实时数据。而且,她作为‘被成功改造’的案例,对我的研究至关重要。放心,我不会让她成为T系列实验体——暂时不会。”
V(2021.01.15): “……下不为例。”
通信中,V对G的态度越来越复杂:既有对“得意门生”的欣赏,也有对其激进方法的担忧,还有一种隐隐的竞争意识。
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底,张坚案即将收网时:
G(2021.12.05): “V老师,您的CT-07实验(张坚案)设计很精妙。但我注意到一个漏洞:您依赖目标自身的道德重构能力。如果目标无法完成自我合理化,可能会提前崩溃,导致实验中断。我的T系列实验,通过神经干预直接降低目标的道德冲突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V(2021.12.10): “但那样得到的数据就不‘纯净’了。我要研究的是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漏洞,不是药物或电磁干预下的人性扭曲。”
G(2021.12.15): “什么是‘自然状态’?人脑本身就是化学和电信号的集合。所谓的道德、情感,都是特定神经回路的产物。干预只是调整参数。况且,您的实验难道没有干预吗?那些伪造的文件、电话、叙事,不也是外部输入吗?”
V(2021.12.20): “我们的分歧在于:你认为人是可任意编程的机器,我认为人是有限可塑的复杂系统。我研究如何利用其固有漏洞,你研究如何重写其操作系统。这是方法论的根本不同。”
G(2021.12.25): “那么,让我们用数据说话。您的CT-07即将收网,我的T-11(弦)也进入了关键期。看看谁的实验能产生更稳定、更可控的结果。”
通信到这里,师徒关系已经变成了竞争关系。
最后几封通信是在2022年初,危暐逃亡前:
V(2022.02.28): “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张坚案引起了注意,我需要避风头。正好去KK园区,那里有大规模的‘信任剥削’实验场。你继续你的T系列,但记住:S-7不能动。她是我留下的‘镜子’,我要看看她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G(2022.03.02): “一路顺风。我会继续我的工作。另外,我设计了一个新实验:‘镜像协议’。我想测试,当第三方调查者介入时,他们的行为是否能被预测和引导。也许,我们可以不直接操控目标,而是通过操控目标所处的信息环境,间接达到目的。”
V(2022.03.05): “听起来很有趣。但小心点,别玩火自焚。调查者不是实验体,他们有组织、有资源、有韧性。”
G(2022.03.10): “韧性正是我想测试的变量。看看他们的韧性,在系统性的认知诱导下,能坚持多久。”
这是最后一封通信。之后危暐消失,G继续他的实验,直到“弦”被救出。
陶成文关闭通信记录,面色凝重:“所以‘园丁’是危暐的学生,但青出于蓝。危暐专注于利用人性漏洞,‘园丁’则想直接改造人性。而我们现在,都成了‘园丁’新实验——‘镜像协议’——的测试对象。”
鲍玉佳点头:“林薇在日记里说‘镜子碎了’,可能意味着‘园丁’的实验进入了新阶段:不再只是观察我们,而是主动干预我们。那些我们发现的线索——灯塔、观测站、甚至林薇的日记——可能都是他设计好的‘信息环境’,用来引导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就在这时,指挥中心的通讯请求紧急接入。
是曹荣荣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惊慌:
“陶队,出事了。付队那边的二号备用基地……刚刚失去所有联系!”
(五)失联与“种子”
时间回到一小时前。
二号备用基地,地下四十米。
付书云和马文平刚刚完成新一轮的安防巡查。基地是冷战时期建造的人防工程改造而成,结构坚固,全频段信号屏蔽,理论上不可能被外部定位或侵入。
程俊杰在医疗舱内监控“弦”的状况。她的生命体征平稳,但脑电图持续显示一种异常的同步振荡——不是之前的尖波,而是一种缓慢的、规律的θ-γ耦合波,频率在7.83Hz附近。
“这种振荡有点像深度冥想或催眠状态下的脑波。”程俊杰对旁边的梁露说,“但她处于药物镇静中,不应该有这种主动的神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