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毕业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当临床心理医生，帮助那些痛苦的人。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痛苦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错误反馈。真正高级的帮助，不是缓解痛苦，而是重新编程神经系统，让它不再产生痛苦。”
我说：“那人不就变成机器了吗？”
他笑了笑：“人本来就是机器，只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灵魂’。”
那顿饭吃得我后背发凉。但奇怪的是，我无法讨厌他。他像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我内心某些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角落。
2006年9月15日
我保研了，导师是危暐的导师。危暐已经毕业，据说去了某个研究所。但他偶尔会回学校，每次回来都会找我聊天，带一些奇怪的书给我看：《认知几何学》《社会行为的数学建模》《意识的可计算性》。
今天他说：“林薇，你觉得一个社会系统，最脆弱的点在哪里？”
我想了想说：“信任吧。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社会就散了。”
他点头：“对。信任是最高效的润滑剂，也是最脆弱的单点故障。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系统都在努力‘建立’信任，却很少研究如何‘摧毁’或‘操控’信任。就像大家都在研究怎么把房子盖得更结实，却没人研究怎么用最小的力气让它倒塌。”
我问：“研究这个有什么用？”
他看着我：“用处太大了。小到让一个人爱上你，大到让一个国家改变方向，中间可以让一个公务员心甘情愿地违规操作。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对‘信任算法’的破解。”
他说这话时，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炽热而冰冷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符号中央，符号在旋转，我在被吸进去。
2008年4月3日
噩梦里那个符号又来了。我去看心理医生，诊断为“轻度焦虑障碍”，开了药。但吃药后，我的创造力测试分数下降了。
危暐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情况，联系了我。他说：“你的大脑在反抗。它被‘无限性’概念过度激活了，需要‘锚点’。”
他教了我一个方法：每次感到被无限感吞噬时，就在纸上画一个∞，然后在旁边点三个点。∞代表无限，三个点代表“此时此刻的我”。用有限的点，锚定无限的符号。
我试了，有用。
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治疗方法”本身，就是在强化那个符号与我神经网络的连接。他在用治疗的名义，加深对我的干预。
可当时我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是在帮我。
2010年-2018年
日记在这几年变得零散。林薇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工作，结了婚，又离了婚。她写道：
“我无法建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每当对方开始依赖我、信任我，我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看到张坚的脸——那个被危暐毁掉的人。虽然我从未见过张坚，但危暐在邮件里给我讲过那个‘实验’。他说那是他第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知道他在犯罪。但我无法举报他。一方面是没有确凿证据，另一方面……我害怕他。更害怕的是，我发现自己某种程度上理解他。当来访者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讲述他们的创伤时，我大脑的某个角落会冷静地分析：这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什么类型，弱点在哪里，如何用最小的话语撬动最大的情绪变化。然后我会感到恶心——对自己。”
“危暐说，这是S-7实验的‘副作用’：对心理结构的洞察力提升，同时共情能力被解构。他说这是‘进化’。”
“我不知道这是进化还是变异。我只知道，我越来越不像人了。”
2019年5月20日
危暐突然出现。他说他在做“更大的项目”，需要我的帮助。他说：“林薇，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因为你理解我，却不盲从我。”
我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再和那些事情有关联。
他留下了他的加密联系方式，说：“如果需要，随时找我。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个自称‘园丁’的人，立刻联系我。”
“园丁是谁？”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说：“一个比我更极端、更危险的学生。我曾经教过他，但现在……我们走了不同的路。”
2020年11月7日
“园丁”找到了我。
不是面对面，是一封邮件。附件里是一份详细的我的个人档案，包括我所有的医疗记录、工作记录、甚至离婚协议的细节。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
“S-7，你的大脑是我见过的最优美的实验田。愿意让它开花吗？”
我吓得删了邮件，但噩梦从此开始。梦里我不再站在∞符号中央，而是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温室里，外面有个人在修剪植物。那些植物长着人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