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起，全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两日；国庆、万寿节（朱昭熙生日）放假七日，春节放假十日，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各放假一日。
在得知这些消息之后，很多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算着得失，过去每天工作十小时，十天休息一天，现在每天少工作两小时，每周多休息一天，一年下来能多休息七十多天。
而工资方面并没有下降，反而听到消息，似乎还在计划着提升工资，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算是好事了，大家之前虽然没有抱怨过什么，但是虞国的所有人，都在计划性指令下，整天都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休息，工资的确不错，但是除了吃喝之外，基本没机会消费。
这正是朱昭熙推动变革的核心逻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她曾直言：“过去十年，我们靠紧绷的弦打赢了生存战，但弦不能一直绷着。群众需要时间喘气，更需要用健康的文化填充空闲，不然就会被糟粕趁虚而入。”
这份认知源于她对历史教训的警惕。原世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思想借助文化产品涌入，对社会共识造成的冲击，是她始终不敢轻视的前车之鉴。
如今的大明联邦，越国的话本、洪州的戏曲、宁国的小说虽因地理阻隔尚未大规模渗透，但随着航运技术发展，文化渗透只是时间问题。
“堵不如疏。”朱昭熙在常委会上强调，“虞国的文化根子在大明，但不能带着封建糟粕一起继承。历史课要讲清楚农民起义的根源，语文课不能出现‘君要臣死’这样的愚忠内容，这些是基础。现在要做的，是给群众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
行政委员会下设的文体部在一周内完成组建。部长由曾参与编撰《社会主义原理》的学者陈群修担任，从全国各地抽调文化艺术方面的优秀分子担任各级领导。
部门第一次会议上，朱昭熙亲自指示文体部的发展方针：“我们虞国的文娱体育活动，是给虞国所有人创造的，不仅仅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要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要有虞国社会主义特色。”
文体部的首个举措是启动“百工百曲”计划。号召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创作歌曲，内容必须围绕“劳动场景”“集体生活”“阶级情谊”。为降低参与门槛，规定曲调可沿用民间小调，歌词只需通俗易懂。
海晏省的渔民很快交出答卷。他们用传统的《打渔号子》旋律，填上新词：“拉网要齐力哟，号子震天响；一网千斤鱼哟，集体分口粮；男女齐动手哟，谁也不偷懒……”这首歌在码头传唱时，连最沉默的老渔民都跟着哼。
沃垦省的农庄则流行起《悯农歌》。词作者是农庄的农技员王春生，他结合田间劳作场景写下：“日出东方亮哟，扛起锄头往田走；你耕我来播哟，汗珠摔八瓣；秋天粮满仓哟，集体笑开颜……”简单直白的歌词，配上朗朗上口的节奏，很快传遍全省。
与此同时，“工农故事会”大赛在各地铺开。文体部明确要求，故事主角必须是普通劳动者，情节要体现“互助精神”“集体智慧”“新旧对比”。
松风省的伐木队记录员张铁柱写的《两根钢钎》成了范本：讲的是两个工人因争工具闹矛盾，后来在一次山火中合力抢救集体木材，最终和解的故事。评委点评时说：“没有大道理，却把团结的重要性说透了。”
体育活动的推广更注重实用性。文体部没有照搬明国的马球、宁国的击剑，而是设计了“负重接力”“插秧比赛”“抬木头对抗”等贴合劳动场景的项目。
翠南省的纺织厂甚至发明了“接线竞速赛”，把车间里的接线动作变成竞技项目，既锻炼技能又增添乐趣。
这些活动的经费全部由财政拨款，参与者的误工费由集体承担，优胜者的奖励是“集体贡献积分”，可兑换布料、农具等实用物品。这种设计确保了底层劳动者能毫无负担地参与，短短一个月，报名人数就突破十万。
旅游管理厅的成立同样迅速。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编印《虞国游览手册》，详细标注各地的特色：松风省的原始森林适合夏季避暑，翠南省的梯田秋季最美，海晏省的港口能看巨轮。手册定价低廉，工厂和农庄还会给表现优秀的劳动者免费发放。
为方便出行，文体部与交通部协调，增开了“工农专列”。列车票价仅为普通车次的一半，车厢里还专门设置了“故事角”“音乐区”。
工资调整方案则由财政部牵头制定。根据行业不同，工资涨幅从一成到三成不等，其中体力劳动者、一线工人的涨幅最高。
调整后的第一个发薪日，海晏省码头的调度员赵大海拿着崭新的工资袋，第一次给妻子买了瓶雪花膏。“以前想都不敢想，”他对同事说，“现在不光有钱，还有时间陪她逛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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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并非一帆风顺。有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