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标签，未能引起高层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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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强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联邦权力博弈上。越国正忙着与越系十国争夺矿产定价权，宁国在谋划太平洋航线垄断，明国的皇帝则专注于科举改革。他们普遍认为，底层的零星不满掀不起大浪，只要稍加镇压就能平息。

    这种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宁国首相在奏章里写道："愚民易惑难驯，给点小恩小惠即可安抚。"

    越国议会辩论时，有议员直言："工人如同机器，上点润滑油就不会生锈，不必在意他们的想法。"他们无法理解，当《货殖通论》里的"剩余价值"概念，与纺织女工被克扣的工钱、码头工人被拖欠的报酬、煤矿工人被无视的伤亡结合时，会产生怎样的力量。

    朱昭熙对这些变化并非全知全能，但她推动理论输出时就有预判。在给虞国对外情报局的指示当中写道："思想的传播如同播种，不必强求丰收，只需让土壤知道，除了杂草，还能长出庄稼。"当各国权贵还在嘲笑虞国的"乌托邦"时，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在悄然改变。

    越国染坊的互助会开始记录"作坊黑账"，详细记载各作坊的克扣金额、虐待事件，这些账本被小心地藏在砖缝里；明国煤矿的工人代表学会了用"成本核算"反驳矿主的"亏损说"，他们拿着自己统计的产量报表，让矿主无言以对。

    宁国的码头工人则建立了"互助基金"，谁家有人受伤，大家就从基金里凑钱，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等死。

    这些微观层面的改变，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却已让"组织起来"的种子落地生根。在虞国的家书和理论书籍的双重滋养下，联邦各国的底层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团结起来就能争取到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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