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江南的纺织作坊区，一封被传阅得边角起皱的家信里，曾在虞国铁路工地务工的张顺写道："这里每天干十小时就准点收工，工头从不打人。上月我的腿被砸伤，工厂不仅给治伤，还照发工资。食堂顿顿有菜，偶尔还能吃上肉，比在家里强多了。"
读信的纺织女工们沉默不语，她们每天要在纺机前站十四个小时，稍有疏忽就会被监工用藤条抽打，午饭只是两个冷窝头。
宁国都城的贫民窟里，渔民王老五把儿子从虞国寄来的汇款单贴在墙上。单子上的数字清晰显示：扣除食宿后实发三千二百元，附言栏写着"已存银行，够家里盖房"。
邻居们围着看时，有人算了笔账：宁国码头搬运工干一个月，除去欠账，能带回家的不足二千元，还得看工头脸色。"听说虞国的码头按装卸量算钱，多劳多得，没人敢克扣。"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人群里响起一阵叹息。
这些信件的传播路径远超官方预期。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他们才知道虞国并不是那些留学生口中已经被妖魔化的国家，而是文明的灯塔。联邦各国的底层民众第一次发现，原来日子可以是另一种过法——劳动有边界，付出有回报，尊严不需要用下跪换来。
更具颠覆性的是信件里若隐若现的制度细节。洪州草原的牧民收到儿子来信，信中说"虞国的牧场归集体所有，按劳力分配草料，再不用给牧场主交三成租子"。
扬国的佃农读到"农庄的收成除了留种子，剩下的按工时分，谁家干得多谁分得多"时，握着锄头的手不自觉地收紧。这些描述与他们世代忍受的盘剥形成尖锐对比，让"公平"二字有了具体的轮廓。
思想的种子早已埋下。几年前朱昭熙推动的"理论输出计划"曾被联邦各国视为"无害的学术交流"。
《货殖通论》在联邦图书馆公开借阅；《无产阶级组织建设指南》作为"社会学研究资料"，在大学的阅览室里积灰；朱昭熙关于"劳动者联合"的演讲稿，甚至被越国的报社当作"异闻趣谈"连载。
当时的六国权贵普遍认为，这些理论是"空想的书斋学问"。越国首相在议会辩论时曾嘲讽："虞国那套只适合小邦寡民，越国的商业繁荣靠的是自由竞争，岂能让泥腿子们抱团闹事？"宁国皇帝则批示："民生贵在安分，此类书籍不必禁绝，百姓自会知难而退。"
他们低估了理论与现实的化学反应。当信里的"虞国故事"与书本上的"组织方法"相遇，底层民众开始自发行动。
越国的纺织业中心，三名读过《无产阶级组织建设指南》的染坊工人，按书中"细胞式组织法"，以"互助会"名义串联起二十七个作坊的工人。
他们约定：统一拒绝超时加班，发现克扣工资就集体停工，用"轮流值勤"代替"聚众闹事"。三个月内，迫使十二家作坊将工时从十四小时减到十二小时，虽然离虞国的十小时仍有差距，却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明国的煤矿区，矿工们借鉴"虞国工会模式"，选出五名代表与矿主谈判。他们拿着《货殖通论》里"劳动价值论"的章节。
要求"每吨煤的工钱应占售价的三成"，而非现在的一成五。矿主起初嗤之以鼻，直到连续三天没人下井，才勉强答应提高到二成。代表们在矿井口的石头上刻下约定："工钱按吨计，日清日结，违者共逐之。"
宁国的码头工人则更隐蔽。他们按书中"暗号联络法"，用不同的哨声传递信息：一长两短表示"工头来了"，三短一长代表"今日工钱不对"。
当某家货栈试图压低搬运费，哨声在码头此起彼伏，所有工人默契停工，直到货栈让步才复工。这种"无声的联合"让官府查无实据，只能归咎于"工人刁顽"。
这些自发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务实避虚"。他们不谈论"主义"，只解决具体问题；不搞公开集会，多用"同乡会互助社"作掩护；不与官府直接对抗，而是用"非暴力停工"施压。
越国的染坊工人甚至主动向商会缴纳"管理费"，换取合法身份，暗地里却把会费变成"罢工基金"。
知识阶层的参与让这些组织有了灵魂。明国落第秀才周文彬，在茶馆读到《货殖通论》后，主动找到煤矿工人代表，教他们用算术核算"合理工钱"，起草"谈判章程"。
他修改的《罢工十条》里，第一条就是"不毁坏机器，不伤害工头"，专注于经济诉求。宁国医学院的学生们则为码头工人编写《工伤自救手册》，教他们如何保留证据，争取赔偿。
联邦各国的情报部门并非毫无察觉。越国警察局的报告提到"染坊工人串联频繁"，宁国商会抱怨"码头停工成风"，明国矿务局的卷宗里记录着"矿工抱团要价"。但这些信息都被贴上"地方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