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上的测量员通过无线电，指挥着船长，将船精准地“钉”在预定的礁石上方。这时，甲板中央那台像钢铁巨臂般的钻机就苏醒了。
钻工组领头的是个叫小陈的年轻后生，戴着沾满油污的眼镜，眼神却挺精神。
粗壮的钻杆被吊车吊起，对准船体中央的“月池”（一个直通水底的巨大开口），然后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像一条钢铁的蟒蛇，缓缓探入浑浊的江水深处。巨大的液压马达发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驱动着钻头旋转，向坚硬的礁石发起冲击。
钻探的过程漫长而枯燥，钻杆不断下探，破碎的岩石碎屑被高压泥浆泵从钻杆中心孔里压下去，再带着岩屑从钻杆与孔壁之间的环形空间返上来，形成一股股不断涌出、带着浓烈土腥味的浑浊泥浆流，在甲板上特定的泥浆槽里汇集，最后又排回江里。空气中那股子土腥气，混杂着柴油味，成了船上最顽固的背景音。
钻工们要时刻盯着钻压、转速、泥浆返出的情况，判断底下钻到了什么岩层，有没有卡钻的风险。
小陈常跟我这个“新来的力工”吹嘘他们的技术，说钻头碰到不同的石头，手上传来的震动都不一样，老钻工凭手感就能知道底下是花岗岩还是石灰岩。我则憨厚地笑着点头，递上根最便宜的烟，顺便把耳朵竖得更高。
等钻工们终于报告孔深够了，那就是我们“炸药组”上场的时候了。组长老张头是个沉默寡言、脸上有道疤的汉子，眼神像鹰一样锐利。他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两个汉子就得从船尾那个加了锁、挂了警示牌的专用小仓库里，把捆扎好的圆柱形乳化炸药筒搬出来。
这东西沉甸甸的，外面是软塑料壳，摸着冰凉，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剂味。每次搬运，老张头都死死盯着，嘴里反复念叨着“轻拿轻放”、“别磕碰”、“离电源远点”。空气里的怪味瞬间浓烈起来，压过了柴油和淤泥的气息。
搬到钻机旁边，炮工们接手。他们穿着特制的防静电服，动作熟练得像在组装精密的仪器。小心翼翼地把炸药筒一节一节地接起来，用专用的连接件固定好，再装上雷管和起爆线。最后，这个长长的“炸药串”会被缓缓送入那个刚刚钻好的孔眼里，直到完全沉入水底礁石的深处。炮工们的神情永远绷得紧紧的，没人敢在这时候开玩笑。
填塞是最后一道保险。等炸药串下到位，我们力工又得把一袋袋特制的惰性填塞材料（通常是砂石混合物）搬过来，倒入孔眼，把炸药牢牢地封死在礁石内部，防止爆炸能量向上泄露。做好这些之后，水手会将船移动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外，轰隆一声闷响从江底传来，水面翻腾起巨大的浑浊浪花，宣告着又一块碍航的礁石被粉碎。船身会轻微地震动一下，甲板上的人早已习以为常。
几天下来，我像个真正的民工一样，肩膀被沉重的炸药筒和填塞料袋磨得生疼，手掌也磨出了水泡。
我努力融入这个环境，学着他们的样子蹲在甲板角落啃干硬的馒头，喝带着铁锈味的茶水，听他们用浓重的方言抱怨工钱低、伙食差、婆娘管得严。
轮机员老周是个黑瘦的老头，总爱抱着个掉了漆的大茶缸，眼神时不时瞟向船尾那紧闭的引擎舱门，偶尔跟我搭话，语气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疏离和一丝讳莫如深。
水手小吴，就是那天开小艇接我的年轻人，话不多，脸色总是阴着，干活倒是利索，只是每次经过引擎舱附近，脚步都会不自觉地加快。
钻工小陈相对活泼点，但也只限于工作范围，一旦话题稍微触及前几天的事，他的眼神立刻会飘开，或者生硬地转移话题。船上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压抑，张工的死像一片无形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心头，尤其是引擎舱那扇紧闭的铁门，仿佛一个沉默的禁区，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异常就夹杂在这看似正常的日常里，细微得像江水里偶尔泛起的一个不寻常的气泡。
有一次在给一个新钻孔下炸药串时，钻工小陈看着泥浆返出的情况，眉头皱得死紧，嘀咕了一句：“这泥浆颜色…咋有点发暗红？这底下不都是灰岩吗？” 旁边的老钻工凑过去看了看，又用手捻了捻泥浆，闻了闻，半晌才含糊地说：“可能钻到夹层了，有点铁锈色的土也正常…继续下！” 那抹异常的红很快被后续涌出的大量正常泥浆稀释冲走了，没人再提。
深夜，我起夜去船尾厕所，经过空旷的甲板时，似乎听到引擎舱方向传来一声极其轻微、又极其短促的金属摩擦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轻轻刮了一下舱壁？声音转瞬即逝，淹没在柴油机的永恒轰鸣和江水的拍打声中。我停下脚步，凝神细听，只有一片嘈杂。也许是金属热胀冷缩？或是老鼠（虽然船上很少见）？我摇摇头，把这归咎于自己的神经紧张。
我像个最不起眼的螺丝钉，铆在这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