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姆·基弗，联合策展人，梵高博物馆与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合作项目负责人。
四位嘉宾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分立在两幅作品左右，同时拉动一边的麻绳，蜡染布掉落了下来，露出了后面的作品。
左侧的作品就是保罗·杜兰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于云南大山中用DIY原料和工具绘制的、被王月生私下称为《越南的格尔尼卡》的滇越铁路施工现场人间地狱抽象化表现，右侧的作品则是跟左侧画框同样大小的画框内的几张信纸，用保罗当年自制的蘸水笔书写于用越南棕榈叶纤维纸上，上百年岁月的痕迹给予了其厚重的沧桑感。上面的文字是：
“先生们、女士们：
今日，当你们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焰火下高唱《马赛曲》时，请听一听东方铁轨缝隙中的哀嚎——那是被你们的‘文明’碾碎的十万具尸骨在合唱。
我是保罗·杜兰，24岁，巴黎美术学院最年轻的风景画金奖得主。我带着对“艺术服务于文明”的憧憬，被殖民政府宣传的“印度支那铁路复兴计划”打动，登上了开往西贡的蒸汽船。我满怀希望，期待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这一“东方文明工程”的伟大时刻。然而，当我站在北圻省嘉林渡口的泥泞中，看着监工用铁棍驱赶浑身赤裸的越南劳工扛起30公斤的枕木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踏入的是人间地狱。
从广州招募的劳工被塞进竹编“猪笼”连夜运抵工地，每笼15人，窒息而死者被直接抛入红河。我在测绘途中撞见监工将逃亡者吊在桥墩上抽打，鞭梢浸过盐水的伤口渗出盐卤，逼得囚徒啃食同伴的烂疮皮充饥。我在悬崖边目睹一队广宁省壮丁因绳索断裂坠落，监工竟用他们的尸体作为桥基填充物，边码放边念叨：“这可比白人劳工便宜十倍。”
法国工程师发明了“活体测量仪”——强迫劳工保持特定姿势供绘图员取模，稍有晃动便用滚烫的铜尺烙烫锁骨。我的素描本里藏着这些扭曲人体的速写，某页边缘写着：“达芬奇画《维特鲁威人》时，可曾想过人体是这般被解构的？”劳工每日配给的“1公斤大米”实为掺碎玻璃的陈粮，法国军医称之为“天然泻药”。我偷藏的米粒中混着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那是某个劳工临死前从米袋抠出的“蛋白质”。
工地医院挂着“仁慈十字”的招牌，实为细菌培养皿。患霍乱的工人被活体解剖，肝脏被制成“抗疟标本”寄回巴黎医学院。我的测绘工具包中，某把比例尺的刻度缝隙里卡着半截人类臼齿。每日开工前，监工强迫劳工跪拜三色旗，高唱《马赛曲》改编的奴化歌曲：“我们卑贱的脊梁，托起法兰西的荣光！”我的速写本里，某幅水彩画用颠倒透视法描绘这一场景：飘扬的旗帜化作绞刑架，歌声凝结成裹尸布。
作为新古典主义信徒，我曾相信“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当我用丁字尺测量老街隧道时，发现墙壁嵌着上百具华工骸骨，头骨凹陷处嵌着铁镐头——这些是“效率提升方案”失败后被当作支撑材料的尸体。我连夜撕毁了为隧道设计的巴洛克式拱门草图，碎片被塞进越南劳工的烟枪里焚烧。
在北江省测绘时，我偶遇一群高棉族童工，他们用炭条在铁轨上画画：太阳是滴血的铜钱，铁轨是吞吃手指的蜈蚣。当被问及“什么是自由”时，8岁的阿香用碎布头缝出个戴镣铐的蒙娜丽莎。“您教的透视法，”她歪头问，“能把锁链画成飘带吗？”
同胞们，我曾带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文明的向往来到这里，却目睹了人间地狱般的景象。我用画笔记录下了这一切，希望我的作品能唤醒你们的良知。我们不能以文明的名义，制造这样的灾难。请你们反思，我们的“东方文明工程”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在传播文明，还是在制造新的野蛮？
我曾与你们一样，相信画笔能丈量人类荣光，直到我的丁字尺在越南的泥土里量出血的密度：每公里铁轨下埋着37.5具劳工的骸骨，他们的眼窝是枕木的铆钉孔，脊椎是钢轨的弧度校准器。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在这里被重绘——监工用烧红的铜尺烙出‘完美比例’，而‘活体测量仪’下的劳工，不过是会喘息的几何零件。
你们引以为豪的‘印度支那铁路复兴计划’，实则是用东方人的血肉浇筑的死亡传送带。从广州运来的劳工被塞进竹笼，像沙丁鱼罐头般腐烂；高棉族孩童用炭条画的铁轨蜈蚣，比你们的工程蓝图更接近真相。我曾以为巴洛克拱门能凝固史诗，直到发现老街隧道的墙壁里嵌着华工的颅骨——他们头骨上的镐痕，正是你们勋章背面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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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画架上如今有一幅未完成的《红河变奏曲》：
画面中央是倒悬的埃菲尔铁塔，塔尖刺穿一名越南孕妇的子宫，脐带化作铁轨伸向地平线；
左侧的‘自由女神’举着断臂火炬，火光里飘着掺玻璃渣的米粒；
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