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士的成长：从技术到战术的蜕变
1968 年 12 月，首批参与演练的报务员奔赴边境哨所。其其格在额尔古纳河哨所的第一周，就遭遇了与演练第 19 次相同的 150 兆赫扫频干扰。她没有慌乱，按《抗干扰 19 法》的第 7 条，先发送 3 组假信号，趁干扰机调整的间隙，用《小黄马》的节奏完成密钥传输。事后记录显示，整个过程仅用 1 分 17 秒，比演练时快了近一半。
巴图在阿尔山哨所的创新让老张惊喜。他发现苏军干扰机操作员有个习惯：每小时会喝一次水，此时的干扰功率下降 10%。这个比演练更细微的观察，让他抓住了额外的通信窗口。“演练教我们规律，战场教我们例外。” 他在给基地的信里画了张时间表，标注着 “敌人喝水时，我们说话”。
极端环境下的战术变通考验智慧。1969 年 1 月的暴风雪中，“67 式” 的天线被积雪覆盖，信号衰减严重。小李培训的报务员们，把设备搬到蒙古包顶，用毡子做成抛物面反射器，虽然样子滑稽，却让通信距离恢复了 80%。这种源自草原生活的土办法，比演练手册里的 “天线清洁法” 更管用。
心理抗压能力的提升在实战中显现。某报务员在干扰中断通信时，没有像演练第 23 次那样慌乱，而是按 “静默等待” 战术，在干扰间隙突然发送信号，让敌方措手不及。他在日记里写：“想起小张在演练场哭的样子，就知道不能慌，一慌就真成了俘虏。” 这种从失败中淬炼出的镇定，比任何技术都珍贵。
干扰与反制的拉锯持续升级。苏军很快识破了 “假信号诱骗” 战术，开始交替干扰真假频段；我方则升级为 “多组假信号”，让敌方无法判断。这种你来我往的较量，让 37 次演练的经验不断迭代，某哨所的抗干扰方案已经更新到第 19 版，每一页都写着 “敌人新动向”。
1969 年 3 月的统计显示，经过演练的哨所，在苏军干扰下的通信畅通率达 89%，比未参与演练的单位高 52 个百分点。其中 “67 式” 设备的双模式切换功能使用率达 100%，跳频战术的应用准确率 98%，这些数字背后，是 37 次演练刻在骨子里的战术本能。“不是设备变了，是人变了。” 王参谋在视察时感慨，战士们操作设备的样子，像在和干扰机跳一场危险的双人舞。
五、演练的遗产：从 37 次到永恒的对抗智慧
1969 年春，《电子对抗演练规范》正式发布，37 次演练的经验被列为核心内容。规范要求 “干扰模拟必须超前敌方现役装备 1 代”，演练次数不得少于 37 次，且必须包含 “心理抗压” 科目。某军事学院的教材评价：“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演练，是构建了一套‘干扰 - 反制’的思维模式。”
演练中发现的设备缺陷推动了 “67-1 式” 改进型的研发。跳频速度提升至每秒 19 次，增加 “智能干扰识别” 模块，甚至借鉴蒙语儿歌的节奏规律，内置 19 组不规则跳频序列。这些改进让设备在 1970 年的实战中，抗干扰能力再提升 37%，成为苏军干扰机的 “克星”。
小李的《抗干扰 19 法》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友好国家军队的教材。其中 “利用文化特征构建战术” 的理念（如蒙语儿歌控频），被视为 “低成本高效抗干扰” 的典范。某国军事代表团参观演练场时，在第 37 次演练的点位前驻足良久，“37 次失败换来的经验，比任何先进设备都宝贵”。
1975 年，当年参与演练的报务员大多成了通信部队的骨干。其其格在军校讲授《电子对抗心理学》，总以第 23 次演练中小张的崩溃为例，“技术再好，心理垮了就全完了”；巴图则主持新型干扰模拟器的研发，让后续的演练更贴近实战，“敌人在进步，我们的演练不能停”。
2000 年，军事博物馆的 “电子对抗展” 专门复原了 1968 年的演练场景。“67-19-37” 号设备摆在中央，旁边是 37 次演练的记录板，泛黄的纸上还能看到小李当年的批注：“150 兆赫干扰在雨天会变软”。说明牌上写着：“37 次演练不仅提升了通信保障能力，更培育了‘在干扰中求生存’的战术智慧，这种智慧至今仍在战场闪耀。”
如今，大兴安岭的演练场仍在使用，只是干扰模拟器换成了数字化设备，通信设备也更新换代了 19 代。但每年 10 月 19 日，部队都会在这里复刻 1968 年的 37 次演练，年轻的报务员们依然会学唱蒙语儿歌，在 150 兆赫的模拟干扰中，体会前辈们当年的坚守。
演练的终极遗产，不是具体的战术，而是面对强敌时的韧性 ——37